撰稿人：蘇文伶、陳姿伶

訪談者：陳姿伶、蘇文伶

D: 好。我在亞洲待過台灣、香港和菲律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近二十年，1997年退休，正好就是香港回歸中國那一年，不過這純屬巧合，不是因為任何政治因素。這二十年間我常到中國大陸去講學等等，一向都沒有什麼問題，只有一次例外。那一年我籌辦了第一屆中國比較文學研討會，但我的簽證出了問題不能去。我問代辦的中國旅行社怎麼了，得到的回答卻是：「他自己做了什麼，他自己清楚。」我從來沒弄清楚到底怎麼回事。唯一的可能是，當時我常走訪中國各地的美國文學或美國研究中心，那是個美國政府補助的單位所委託的研究，問題是那個單位的簡稱為「CAI」還是「ICA」之類的。這純粹是個學術性的機構，只是它的縮寫看起來像美國中情局(CIA)，結果我就被誤認為是美國政府的間諜，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這算是個有趣的小插曲。只是研討會在深圳舉行，從香港只要坐20分鐘的火車就能到，我幫忙規劃，還捐了很多書和期刊，也準備了演講，但因為這個愚蠢的原因，就是不能去。還好這種事只發生過一次，之後到中國都很順利。

 

我和好友袁鶴翔博士兩個人一直很努力促進中國對比較文學的認識。我們曾在中國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參與籌辦的人就是當年我和袁鶴翔邀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一批學者。當時因為文革的關係，中國的書和期刊資訊都很缺乏，但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很好的圖書館藏，無論是書或期刊的質量都很好，還有一些我自己的影印資料。我們還有比較文學研究中心，特別著重在中西文學關係。因為年齡的限制，政府不會補助這些中年學者出國深造，不過我們得到一些基金會的經費，便請他們來到香港進行為期三個月的研究和參訪。雖然基金的贊助不少，但他們沒有管道可以取得書籍和期刊資料，所以我們提供的機會非常可貴，讓他們有機會精進個人專長領域做為回國後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基礎。我們就這樣做了大約十到十五年。後來不只是邀請中年學者，還提供全額的獎學金讓年輕的研究生來修讀碩士學位。

 

我和中國方面的接觸大概是這樣，但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都投注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比較文學中心。我們也和香港大學合作，港大的歷史更悠久，但也許是因為殖民歷史的關係，他們做的比較文學研究都集中在西方文學，沒有中國文學。我們的校名「中文大學」算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將中國文學納入研究領域，這不僅是領先其他學校的做法，同時又可以延攬中國的學者來交流。這個計畫的執行成效可說非常成功，不論是資深的學者還是青年研究生後來從事教職或是行政職都對學術圈有所貢獻。例如知名學者謝天振，當初就是我們的研究生，他現在在上海負責一個翻譯中心，就做得有聲有色。他們的語言中心也頗具世界水準，同步口譯的設備都是最先進的。我在香港的時候就在忙這些。

 

D: 我和袁鶴翔在香港的時候，也跟世界上–包括歐洲和美國–最優秀的比較文學學者合作，我們常邀請他們到香港作研究和授課，例如 Harry Levin 和 Earl Miner這些人。

 

D: 他們的確都是重量級人物，也因此我們對中西比較文學的發展能有很重要的影響…起點就在香港。喔，不，其實起點在台灣這裡…在台大。我們在那裡舉行了台灣比較文學學會第一次組織大會，成員有朱立民和顏元叔…還有齊邦媛。那個會議很成功，我們也選了幾位理事。起初是在台大，後來我們獲得淡江大學校長的大力支持，他認為比較文學是個很特別的學科，可以藉此提高淡江的名聲，因此就給我們經費創辦了《淡江評論》(Tamkang Review)。我們有四五屆的國際比較文學會議都在淡江辦，正是因為他在人力、物力和會議場地都給予贊助，這是台灣比較文學發展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袁鶴翔博士是那時很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是唯一接受過比較文學專業訓練的人，我並沒有，我的專業領域是英美文學，只不過我後來對中西比較文學產生了興趣，於是我們聚集了一些同樣有興趣的人在一起，成為這個領域的核心，慢慢地發展成比較文學學會，定期舉辦比較文學會議和研討會等等，聲勢愈來愈浩大。

 

中西比較文學的發展，台大和淡江功不可沒。因為這些全國比較文學會議對每所大學裡的所有人開放，所以我們得以吸引很多人注意，也辦了很多很成功的會議。《淡江評論》自1970年代以來完整記錄了曾經發表在這些會議中的論文，內容相當可觀。

 

後來隨著新潮流的到來，尤其是文學理論盛行的情況，比較文學也有起有落。文學理論實在是多頭馬車，很難全都跟得上。當各大學都爭先恐後搶著開文學理論的課和聘用這方面專才時，比較文學難免就受到了排擠。但比較文學在不同的大學裡依然存在著，如果你對東方和西方都有興趣，那麼比較文學就會是一門重要的學科。

 

D: 你說到重點了，很不幸地，大部份西方國家只與其他西方國家作比較研究，普林斯頓大學大概是唯一的例外。我們曾邀請Earl Miner來參加過一次會議，他從那時候就開始對亞洲產生興趣。他對我們所作的每件事都讚嘆不已。我們有一本中文期刊《中外文學》，也有一本英文的《淡江評論》，還舉辦國際會議，每星期也都定期開會。他給我們很多支持，也鼓勵世界各地他認識的學者正視中西比較文學研究。也因為這樣，我們能發揮影響力向Levin，Miner和 [Claudio] Guillén 這些舉足輕重的學者大力鼓吹中西比較文學，甚至包括葉維廉，這些曾來過這裡的人都對他們所見所聞印象深刻，返國後也都會提筆為文，對此多所著墨，這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D: 這後面有段有趣的歷史。中西比較文學的發展始於台灣，淡江大學尤其功不可沒，這我們前面已經說過。除了淡江提供的財力物力人力支援，那兩本期刊《淡江評論》和《中外文學》的成功也很重要。很少有學術期刊和文學刊物能發行那麼久的。大多數的文學期刊五至十年內就會收攤，而這兩本期刊竟然發行約有 40-50 年了吧？他們真的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一本期刊能延續那麼久真的很了不起。這也相當程度地顯示人們的興趣，不僅是在台灣盡力促成文章發表的人

，也包括跟歐美及各地學者邀稿所做的努力，使它們能成為國際知名的期刊。中西比較文學運動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謝像台大和淡江這樣的核心機構出錢出力，創辦並支持這樣的期刊。事實上，比較文學發展至今這數十年來，就這運動的起源或延續而言，台灣都是最成功的案例。我相信你們都很熟悉台灣的歷史…文學理論後來蔚為風尚，從70年代開始，80和90年代蓬勃發展。這現象令人憂喜參半，因為比較文學似乎就變得不那麼重要了，雖然它還是繼續存在，而且也因為吸收了那些新的文學理論，而有了新的活力。

 

香港的故事本身也很有趣，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在香港大學有既定的基礎，但它幾乎全部是西方的傳統…法國和德國、法國和英國的比較等等。幸運的是，那個系的系主任和袁鶴翔與我相處融洽。那時候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競爭激烈。孫中山待過香港大學，而那學校有一百五十年歷史，我們才五十年，香港大學自然充滿了優越感，好像歷史悠久就代表他們比較出色。但香港大學那位系主任是個愛爾蘭人，西方文學的素養很好，但對中國文學僅略知一二，但他是研究德國劇作家Bertolt Brecht的專家，透過他對Brecht的瞭解，勉強算得上是半個亞洲通。在他的協助下，我們兩校開始合作籌辦一系列的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座談會與研討會…並試著把一向被忽略的中國面向帶進比較文學內。這是比較文學在香港很重要的發展階段。

 

然後在 60和70年代文革時期，我們在中國什麼也不能做。終於等到 76年文革結束，中國才慢慢回到正軌，對比較文學的興趣也與日俱增。其他比較文學的學者和我也因此開始到中國各地演講。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號召了一群香港學術界人士組了一個文化學習之旅到內地去，成員包括老師和學生有30人左右。有的來自香港，有的來自海外；有中國人也有西方人；大多是鑽研西方文學的學者，不過也都嘗試作一點涵括中國面向的比較文學。那時候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中國對外國人充滿敵意，我們跟中國的接觸少之又少，也不知道該跟誰聯絡。到了中國後，我們文化參訪團的領隊接到了一些像北大那樣的學術機構給我們打的長途電話，他們主要的興趣並不在比較文學而在中國。事實上是中國青年組織（China Youth Organization）來電問我們團裡有沒有人研究比較文學。這在中國是個全新的東西，他們非常好奇，想瞭解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也需要語言和語言學人才，我們剛好有這領域的專家，而我恰好也對比較文學有興趣。就這樣，我們被邀請到北京和上海演講。

 

在北京那場演講是由北大主辦的。我們跟一些北大的高階行政主管與學者開了一次會，在座約 25-30人。最後…你們聽過樂黛雲吧？她幾乎是赤手空拳地創辦了中國的比較文學。一開始，中國什麼都沒有，但她對這學科感到興趣，大量閱讀了相關書籍並很有智慧地當起了比較文學的「教母」。她那時也參加了那個會議，等到一切正經八百的事都結束時，她從手提包中拿出我的書《比較文學研究之新方向》說：「很榮幸能見到你。我拜讀了大作，也想發展比較文學。」我們後來又另約時間碰了幾次面，有好幾次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去了北大中文系，那是一棟很破舊的老建築，但是非常傳統，非常中國。她帶我們走進一間教室，那只是一間很普通的教室，但到處擠滿了人，窗邊有人一半的身子都掛在外頭。來的不只有年輕人，還有 70和80歲以上的老師，我感動地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哽咽]。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手裡拿著紙筆…就等著這位「來自西方的智者」介紹比較文學。現場還有一位現在也十分知名的學者，抱歉，我已忘了他的名字了，那時他原本對比較文學興趣缺缺，沒想到聽了演講後竟改變想法，而現在儼然已成為其中的佼佼者了。這是比較文學到中國的經過。後來還有其他學者陸續也持續對比較文學產生興趣。那時開國際會議在中國還是十分敏感的事情；他們對任何跟西方有關的事物都充滿懷疑，但樂黛雲很有辦法，幫忙解決不少行政問題，她真的可說是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靈魂人物。

 

D: 根據我自己的觀察，中國對台灣做的事有極大的興趣，到現在還是如此。這是一個這麼小的島嶼卻有這麼大的能量…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期刊…出了很多書也舉辦了很多會議…中國學者總在受邀之列，有時能來，有時不能來，一方面他們那邊很難獲到批准，另一方面臺灣也有很多限制，他們要來，得經過層層關卡，但多年來他們來的人愈來愈多。我從一開始就跟他們為首的幾個人碰面例如樂黛雲、季羨林、謝天振和楊周翰，這些人都是真的對台灣的成就感到興趣的。他們認為台灣能把中華文化放到地圖上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記得我還請老友顏元叔設法贈送一整套《淡江評論》和一整套《中外文學》給北大、復旦或上海外語學院和深圳等校，讓對岸的人更瞭解台灣在這領域有過什麼樣的貢獻，對台灣的學術發展印象更深刻。

 

這也是他們創辦了自己期刊的原因。他們曾出過一本英文期刊叫《Calvary》，可惜並沒有持續很久。《中國比較文學》已發行多年，是一本很好的期刊，我很榮幸能參與部分編務。一旦中國在這方面踏出了第一步，他們就組成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教母」交遊廣闊，她就是有法子能成就這種大事。當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一次在亞洲…東京…舉辦會議時，樂黛雲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她就是有本事帶一大群中國學者參加，這在那時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一件事…記得我剛剛說的，任何一位學者要得到批准，要過關斬將經過層層關卡呢…但因為她的「關係」夠好，竟有大約15-20位中國學者成行，這對中國比較文學界的發展很好，也對當時想多瞭解中國的外國學者有很大的助益。那時大家似乎有種區域合作的共識，中國、日本與韓國都積極參與。因此亞洲各國比較文學界之間關係一向良好，雖然彼此之間還是有點君子之爭，中國尤其希望能作得比台灣好。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既然彼此都是中國人，台灣的成就在某程度上也算是全中國比較文學界的。

 

D: 以中文系為首的模式比較好，比較文學的未來在中文系。他們才能做真正深入的比較，畢竟他們了解他們本國的文學，而且非常專業，不僅僅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且能讀中文而已，而是因為他們接受過中國文學的學科訓練。完美的組合當然是有來自西方和中國兩方面的貢獻，但比較文學的未來很清楚一定是中文系的。換句話說，比較文學的未來最終一定是屬於中國的，因為我們這裡的中文系並不重視比較文學這個面向。事實上，他們並不喜歡比較文學因為它有點像是…

 

D: 對，所以會「污染」了偉大的中國文學傳統。這告訴我們文學是怎麼一回事，中文系的頑固份子是非常保守的。

 

D: 因為這樣，台灣在比較文學的領域有一位並不常被提及但卻很重要的學者，那就是曾擔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葉慶炳。他從一開始就很積極參與。從他個人的觀點，比較文學對中文系很重要，但中文系常有點自我封閉，因此常錯過了世界文學裡豐富多元想法的滋養。他和朱立民與顏元叔頗合得來，常和我們一起開會，一起討論。但他畢竟只是一個人而已，當時大多數中文系的人都是出了名地保守，只想守護中國文學免得在比較的過程中受到非中國 (non-Chinese) 文學污染。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以自己的國家為榮，這樣並沒有錯，但也剝奪了他們透過另一種角度看世界的機會。那樣也許會看到更多事物，而且你也可能會用更客觀的角度來看你本國的文學。此外，這也是向世人介紹你本國的文學很好的辦法，因為，首先，你必須以西方文學切入，然後說我們的文學跟這個有點類似但又不盡相同，且我們主要的貢獻就在此處等等。

 

D: 比較文學在英文系可以有很正面的功能，因為你能幫學生將他們在自己文化裡獲得的知識、感受和經驗用來輔助他們學習西方文化與文學。

 

D: 正是如此。如果教法得當，比較文學會是學習外國文化與文學一個很好的工具，同時也讓學生對自己的文學文化有更好的認識。相較之下，他們可以看到本國文學的優缺點。哪些是英美文學獨特之處，本國文學沒有的特點？反之亦然。很多偉大的學者都有相同的看法，例如葉維廉在三藩市當系主任的時候，他就把他的系叫「文學系」，不是比較文學系，中文系或英文系，而是「文學系」。

 

D: 的確如此。這也是印第安那大學典型的作法，他們的中文和日文部分很強，因此對於文學總是中學西學並用。如果你要成為一位真正的比較文學學者，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