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對我來說是個44（臺語發音），的確是多事之年，紐約市的中領舘來拜訪我的兩個代表，非常客氣，巫先生長，巫先生短，態度更是對我尊敬之極。我請他和她兩人到隔壁希臘餐廳去喝咖啡，並吃些甜點，重點是這兩人有任務在身，想問我在那晚為什麼匆匆離開上海希爾頓飯店？ 而且聽說我可能出了什麼事，説謝導也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又説本來柴大使在北京也安排了重要宴會，要介紹我見一些領導。
是的，北京宴請本有安排，我沒有去，也沒有通知安排的助理，是極度不對，我當場向這兩位特使要求，請代為轉達我的歉意。這兩位特使所説的上海謝導的問候及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我相信有如此要求，這是謝晉的間接傳話。
我和謝晉有另外交換訊息的方法，兩位特使替謝導代為問侯，問我到底發生什麼事，表示謝晉已被組織問訊。
而北京會如此關心，也是有原因的。
話說回去，1990年北京外交單位成立了一個1997 年（ 香港人所謂97 大限）香港交接研究小組，其中有一位到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去當交換學者，此人到了紐約的第二天就來找我幫忙，他的任務是在找一百年前大英帝國，和清朝簽訂的香港百年租約的原始文件和相關資料。他在北京就被組織安排來找我，請我幫忙解讀十九世紀的英文原始文件。
我那時的想法是97 大限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歷史事實，而且勢在必行。對台灣的中華民國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直接的傷害，本來中華民國就是戰敗國，英國承認了北京，當然是北京直接找英國談判。北京派博士學者來找我幫忙，是太抬舉我了。1994 年此人已經回去北京，步步高升，位居要職，到現在，仍然是好朋友。
而這一切的一切，仍然源於1989 年春天我第一次赴大陸，應謝晉之邀而去。並且和大使不約而同，不期而遇坐在民航頭等艙內，兩人單獨的二十小時的交流。
我主動向兩位特使提出我和大使的交往經過，以及北京的博士交換學者，我曾幫過，我知道那位學者在紐約時，每星期都要到中領舘裏面辦事。
女特使快速接話：巫先生是重要人物，我們是來幫忙巫先生的。
原來希爾頓飯店的那位櫃檯和警衞（公安），層層往上報（可能到早上才報上去，或當晚報上去，接到通知的人沒有馬上處理，否則我會上不了飛機），北京要求調查原因。才會有這兩個特使的出現。
我向兩位特使説，我的錢不知在那裹弄丟了，所以才去向櫃檯用信用卡刷卡拿人民幣。並且我在紐約真的有事，非得趕忙回來處理，否則後果不堪想像。兩位特使百般無奈地表示會繼續聯絡，而且留下電話號碼。我歡迎她和他，晚間來找我，我請客，到對面酒吧喝酒，聽流行歌曲。我説到了Bleecker Street， 不過過這裡的夜生活，太可惜了。
我匆匆離開上海這個事件，對謝晉當然有影響，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非常內疚。還好，謝晉在1997 拍了組織授意的「鴉片戰爭」，是97 重要的歷史背景記憶，是組織的主權大片。
謝晉總算在1991 年「清涼寺的鐘聲」之後，撐過六年的空檔期，藉1997 的「鴉片戰爭」回到世界影壇，是文革十年空檔期後，藝術生涯最重大的打擊，六年沒有作品，對一個已經站在十幾億人口的舞台上的藝術家而言，真是情何以堪！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交上我這個惡友。
而謝晉從來沒有向我抱怨過，仍然透過他兒子謝衍和我繼續聯絡，謝衍也從來不提我在上海落跑的事件，在他們父子兩人的眼中，小巫是個失落的才子，可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