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的六四悲慘事件，在曼哈頓我從各種不同的電視台都看到悲慘事件之前和之後的現況。當時大陸組織完全不知道，一個台灣到美國念電機資訊科技的研究生，研發了很小的手提的影音傳訊設備，不必經由舊式組機去發射和接收的影音新機組。經由人造衛星接收直接傳給在美國的電視台，同一時間現場直播。軍人在天安門廣場用塑膠袋裝了屍體（ 當然只能説尺寸像屍體），一袋袋往軍用卡車上丟，像丟拉圾一樣。

我最欣賞的那位清華大學的帥哥學弟，從此永久失蹤，六四悲慘事件之後，有組織領導對全世界說，六四在天安門沒有一個學生死亡。我認為他只説對了一半，是的，那一大批不見的傑出熱情的學弟學妹，她他們的靈魂並沒有死，只是她他們的肉軀永久失蹤而已。

1989 年我計劃下半年到上海追隨謝晉，共商大計，準備在電影藝術事業上大展鴻圖的規劃，劃上了休止符。當然大陸組織在六四之後，並沒有放棄吸引外資進入大陸投資，並且搞了一些優惠方案吸金。

我有一位朋友是台灣政治大學畢業，到波士頓大學念研究所的留學生，外省人，六四之前幾年已經拋妻（ 台大畢業的留學生）棄子，跑回台北，和一位頗知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結婚（ 專門報導大陸的知名景點）。六四之後的一個月他重施故技， 再拋名節目主持人，逆向思考（ 他對我說的，意思是當沒有人敢去或想去的時候，就是競爭對手減少，天載難逢的機會。）飛奔上海，投入祖國懷抱。

我這個朋友是保險業的代理銷售， 遊說了瑞士銀行，貸款給上海組織當局去開發一條收費公路。組織給他一個獨棟的花園洋房，一到上海，妹妹成羣，左擁右抱，樂不思台，最後被一個上海名花勾住，先上車後買票，生了一個女兒，但不是那麼健康的可憐小女兒。前幾年回紐約找我幫忙安頓小女生，我也幫不上忙。而且上海組織已經收回洋房，風光不再，盛氣煙消雲散，大陸上海幫已經不是枱面上的人物了。

我和謝晉的聯繫除了信件以外，就是經過他兒子謝衍傳話。1989 下半年和1990 一整年，我根據聊齊誌異的書痴原文改寫了一個電影文學劇本（ 有故事情節根據拍攝順序而寫的電影原始劇本，而不是拍攝劇本的寫法。）當然謝晉是指導老師，終於定稿完成，我也回台灣的中華民國行政院，去登記了版權。

這段期間，我也和NYU 的戲劇研究所的主任Kirby, 另外完成了一個劇本，有英文和華文兩個內容相同的版本，也向在台北的中華民國行政院登記了版權。Kirby 在曼哈頓和Hollywood 找資金，我在台比和香港找資金，謝晉在上海和北京找資金。
1991 年我再度到上海和杭州及北京，完全自費私人行程，有了1989 年的經驗，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海也經由上影的電影攝影師拍攝了一些外景的戲，華文劇本是我寫的，英文劇本是Kirby 寫的。一劇兩版的故事，根據新聞事件寫成。

主要的目的是當做Demo 來吸引投資者，在台北的江述凡大哥，把他的資金給了抗戰一起逃難的哥兒們駱明道，拿去大陸投資，而沒有和我合作（一起出資）拍片，駱明道一到大陸，立即失蹤，什麼兄弟？江大哥很後悔，説應該和我合作，可是為時已晚。

而我在台北其他的管道也不顺利。毫無進展的1991 年。Kirby 和謝晉和我，想拍我的電影，整個泡湯。謝晉認為我1989 沒有留在大陸，喪失拍片的最佳機會，其實不見得，在北京我再度見到柴大使，他説他可以做得到，開出了條件，等於要把我變成藝術界的林毅夫，變成對台統戰的樣板，可能嗎？

2021 年的今天，事實証明了我並沒有變成Another One Bite the Du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