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h Nationalism and Women’s Troubles

愛爾蘭國族主義下的女性困境

韓震緯

    愛爾蘭國族主義成功促使愛爾蘭脫離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然而在愛爾蘭國內卻出現批判愛爾蘭國族主義的聲音。愛爾蘭修正歷史學派（revisionism）於一九六○年代首先於《愛爾蘭歷史研究》（Irish Historical Studies）中，批判國族主義框架下的愛爾蘭歷史書寫，充其量不過是經過刻意篩選和扭曲的「神話」（myth）。儘管修正歷史學派的研究方法，相較於傳統國族主義相對是較客觀中立，但是修正歷史學也遭到批評，被指出該學派與傳統國族主義的歷史研究一樣有盲點。雖然修正歷史學派強調其史觀來自第一手的檔案資料，卻大多專注於官方的文字檔案，而忽視其它種類的史料來源。另一方面，修正歷史學派被認為太過專注於政治層面的史觀，輕忽傳統國族主義終使愛爾蘭能脫離數百年來大英帝國的宰制。但不管是國族主義取向或是後起的修正學派，都同樣忽視愛爾蘭女性在現代愛爾蘭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貢獻，只有少數參與婦女參政權運動、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The Irish Literary Revival）和抵殖民的獨立運動，在當時已被男性認可的知名女性，才有機會出現在歷史文獻和學術討論中。女性作家也長期籠罩在同時代知名男性作家，如葉慈（W. B. Yeats）、喬伊斯（James Joyce）、辛格（J. M. Synge）、歐凱西（Sean O’Casey）和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陰影下而被淡忘。儘管如此，繼起的愛爾蘭女性研究仍致力於重構被忽視的女性經驗，以及婦女與傳統國族主義間的複雜關係。

    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是十九世紀末以來，為抵英國殖民的蓋爾文化復興運動（The Gaelic Revival）中的一環。當時的戲劇多延續愛爾蘭國族主義中「國族即女性」（nation as woman）的文化想像，比方葉慈和葛瑞葛雷夫人（Lady Gregory）所創作的《胡拉洪之女凱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便「成功地」引發了無數愛爾蘭青年的愛國熱情，為象徵愛爾蘭的「凱瑟琳」犧牲性命，使她能從醜老太婆重生為年輕貌美的女子。在此戲劇中，「國族即女性」複製愛爾蘭國族主義中對於疆域和民族陰性化的想像。此種陰性化的文化想像雖鼓舞無數青年上戰場奮鬥，卻對現實生活中的愛爾蘭女性造成莫大的牽制。也就是說，將女性當成愛爾蘭國族的象徵，使得現實生活中的愛爾蘭女性不再被視為獨立的個體，而是領土和民族的代名詞。諷刺的是，女性看似被拔擢到崇高的理想層次，然而這種理想化卻深深地宰制現實生活中女性的選擇、權利和欲望。　

    辛格的《西部愛爾蘭的不肖子弟》（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於1907年在都柏林的艾比劇院（The Abbey Theatre）首演，卻因為此劇牴觸了愛爾蘭理想國族的刻板想像和認知，引起了長達數週的暴動。劇中呈現一群敢說敢言，卻又盲目的村姑，顛覆當時都柏林大眾對於西部愛爾蘭少女的想像和期待。愛爾蘭國族主義因夾雜著激進文化主義者、新教與天主教教會（Gaelic and Catholic nationalism）的不同期待，儘管都希望能復興殖民前的傳統文化，但究竟應該如何執行，誰來執行，或執行到何者程度卻難有共識。許多激進國族主義者對愛爾蘭文化的詮釋因此逐漸偏向本質化和同質化，雖然期待能區隔愛爾蘭文化與英國文化的不同，但過度刻意美化西愛爾蘭，往往造成閱聽者對該地區有純淨卻刻板的想像，造成女性在公場域得處處符合「國族」所期待的形象和角色。

    當國族與女性被視為一體兩面時，愛爾蘭女性便被期待扮演好母親和好妻子的角色，私領域裡得做家庭模範，公領域得擔任天主教道德的守護者。愛爾蘭女性想要「做自己」幾乎是緣木求魚，不但得無私地為下一代及另一半犧牲奉獻，且時時須檢視行為是否符合教會的教導。儘管辛格堅稱《西部愛爾蘭的不肖子弟》中，對於西部愛爾蘭少女的描繪，是根據個人於當地生活的經驗與訪談，這部戲仍無可避免地挑戰愛爾蘭傳統核心價值，以及都柏林大眾對於愛爾蘭文化和女性的保守期待。

    「女性即國族」（woman as nation）的理想，一方面使女性無法進入被視為男人場域的公領域，更弔詭地迫使女性受限於私領域的家務生活。愛爾蘭女性除了如前所述得稱職地扮演模範母親、妻子和道德標竿的角色，也必須在家庭裡作傳統愛爾蘭文化的守護和傳承者。「國族即女性」的意識形態不僅扼殺現實生活中女性的選擇和抱負，也同時進一步加深父權社會裡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愛爾蘭女性既然是國族的象徵，她們就如同愛爾蘭的疆域和土地需要被時時被男性看管與保護。

    在此種意識型態下，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便透過一連串的立法限制女性在家務場域外的表現機會，比方限縮女性公職升遷、法庭陪審權、婚後工作權，甚至規範職場女性勞動人數。1937年的新憲法更明定愛爾蘭女性對國家的最大貢獻是相夫教子，並善盡女人「自然」的天職。儘管引起當時諸多女性團體的抗爭和批評，大多數的愛爾蘭女性，尤其是婚後的女性，仍被限縮在私領域的家務生活中，無法真正進入公共和政治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