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之名(Le noms de l’histoire)導讀

Jacques Rancière, Les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 Paris : Editions du Seuil. 1992.

英文版： The Names of History: on the Poetics of Knowledge, trans. Hassan Melehy, intro. Hayden White,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導讀人：楊淳嫻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班

lumi.tw@gmail.com

「洪席耶作品研討會：當代法國哲學的遍歷」（交大台北校區10月31日與11月1日）發表

 版權所有 ©楊淳嫻*

大綱

前言

1.科學與文學的問題

2.事件與詮釋的問題

3.場所與空間的問題

 前言

這篇文章是對於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出版於1992年的《歷史之名：知識的詩學》(Le noms de l’histoire: Essai de poétique du savoir)所做的簡單介紹。洪席耶是法國當代重要的政治哲學及美學家，對於這本書的第一個提問，或許便是何以他會想要寫一本討論歷史書寫的書？[1]早在《歷史之名》發表之前，洪席耶在1981年已出版了《勞動者之夜》(Les Nuits des Proletaires)，從工人辦的報紙、信件、雜誌、詩歌創作等去探討無產階級與法國1830年革命問題，展現出他對於歷史的興趣。而此書的緣起，在懷特(Hayden White)為此書所作的前言中提到，是洪席耶從他在康乃爾大學所開設的講座主題「寫作的政治」中發展出來的。此書所談論的寫作，有一個明確的對話對象，乃是針對歷史學家所使用的書寫方式和研究途徑、發展概念的方式、以及如何選擇研究主題、處理材料的方式來討論。透過這些書寫方式，所構成的是我們所知道的歷史知識與歷史論述。然而，這些知識與論述所呈現的，是否祇是單純對於過去真相的還原？

打從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歷史開始致力於培養客觀性，讓自己成為一門專業學科以來，發掘真相一直是歷史學者所追求的目標。但是這本書並非廣泛地去關注十九世紀以降所有的歷史學書寫，而是把重點放在所謂的新史學，即發展於二十世紀中期，以《年鑑》(Annales)這份刊物而建立起學界名聲的一批法國歷史學者，包括第一代的呂西安•費夫賀(Lucien Febvre)及第二代的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等人。他們在歷史研究中加入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開闢了新的研究主題，使得發生於過去的人類活動，例如地中海這樣廣大的區域所發生長時期的人類活動，或者發生在某個特定時期、一個名叫蒙大猷的偏僻小村落的異端思想，或者如拉伯雷這樣一個人物的不信仰行為可能與否，都能夠被加以問題化以及闡述。[2]一方面，透過年鑑學派不一樣的研究方式，讓我們所能知道的過去更為多樣化，不再只限於皇家檔案中所陳述的重大事件，而讓一個看不見的歷史主體—「人民」—得以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然而另一方面，洪席耶對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於，諸如群眾的歷史、地中海的歷史、心態的歷史，這些沒有被過去的編年史家明確紀錄在歷史文件中的歷史主題是怎樣被挖掘、建構出來的？這些新歷史不僅是對過去的描述，同時也開闢了一些過去所沒有的、新的知識的領域。而這些知識的建立，和我們當前所身處的民主與科學的時代又有怎樣的關連？

由本書的書名來看，所謂歷史，洪席耶說，「一般而言，指的是一連串發生於那些被指派了專有名稱的一般主體身上的重大事件。……第二個面向，亦是將一連串重大事件歸屬於專有名詞的敘事。」根據此作為開場白的一般定義，或可略知這本書所涉及的將是一個關於事件、命名與敘事的問題，簡而言之，便是關於如何書寫。我們或可從此書的副標題「知識的詩學」再次地去試加理解什麼是書寫可能產生的問題，洪席耶所謂知識的詩學可以從兩個面向去捕捉，一方面他提到，此乃指對於新歷史的一整套書寫程序的研究，這個書寫程序包括「對一些作為示範的對象與人物施予持續性的影響」，這些「如何成為情節的一部份」，對於「句法的使用—主詞、補語與述詞的佈署、連接詞和從屬連接語的玩弄」，以及對於「動詞的現在式和過去式、它們的在場和缺席」。這些看起來都是對於「寫作」方法上的分析，又與歷史何干？而另一方面，洪席耶注意到這些寫作技巧正是新歷史不可或缺的構成方式，他指出其為「一種對客體和知識語言的詩學闡述」，是一種連結的技藝，語言的實踐。洪席耶將亞裡斯多德的詩學討論挪移到對歷史學寫作方式之討論，尋找在新史學所借重的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以及虛構的敘事手法，這兩個看似背反的研究方向之間所存在弔詭的連結關係。擺盪在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詩性原則，成為洪席耶的切入點，在此連結的基礎上，他要更進一步去關心「知識是如何被讀和寫，如何被建構為一種特殊論述的規則」，透過此特殊論述的規則所建立的是一套「將專有名詞與一般名詞、詞與物、說話者的秩序與認知對象的秩序，加以統合的專屬命名」。而這個問題不僅發生在歷史學上，也是所有人文或社會科學都會面對，甚至是民主時代亦會面對的問題。在這個講求科學理性的時代，科學不僅影響了我們的思維，也涉及了對於知識與生命的分配管理。新歷史的特別之處，在於其所形成的論述構成了一個與科學、敘事、政治的三重契約。洪席耶同時看到了其中的矛盾與調和：新歷史所帶入的科學規則，被隱藏在一個可閱讀的敘事形式下，形塑出一個可教育全體大眾的共同歷史。究竟歷史如何構成此既矛盾又調和的自身之名，便將成為引導此書的核心問題。[3]

本書共分為七個章節，洪席耶在各章中分別針對特定的歷史作品，作為理論上的結點而展開討論：在第一二章時他所使用的主要範例是布勞岱爾的《地中海史》；第三章時他藉由塔西陀斯(Tacitus)在《編年史》(Annals)中對於羅馬士兵的描述手法，比較法國修正主義史學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翻轉；第四章和第五章他談到浪漫主義史家米榭萊(Jules Michelet)如何書寫法國史及對於女巫、棄嬰的歷史，比較勒華拉度里在《蒙大猷》中如何書寫關於異端的心態史；在第六章時，洪席耶綜合之前的討論，再度分析了《地中海史》所呈現的空間和時間的關係，並以此解釋何謂歷史性。這些討論環環相扣，為了便於說明，底下我將洪席耶在每個章節所處理的不同主題，整理成幾組對比或互為關連的問題意識：科學與文學、事件與詮釋、場所與空間，在其中連結彼此的便是洪席耶所謂的詩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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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與文學的問題

在第一章的總論當中，洪席耶便開宗明義點出新歷史處在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兩難。洪席耶以histoire這個字在法文中的同名異義(homonymy)，同時可指向歷史和故事，來說明歷史與文學難以分割的關係。同名異義即一個字可能指向多個意思，為了要減低歷史敘事中的虛構成分，歷史學者傳統上所採取的對應之道是添加註解(references)，以詳細說明每個字精確的意思。然而光是以註解的方式，並不能構成足以說明事物關連的論述。因而新史學採用的科學方法，例如計量法，企圖增加歷史於敘事外的實證性與合理性。然而，洪席耶注意到一個特別的例子，在布勞岱爾的《地中海與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4]這個頗長的書名中，怪異的結合了「地中海」這個新歷史的研究主題，與「菲力普二世」這個於傳統編年史以及政治史的中心人物：國王。洪席耶指出，布勞岱爾之所以將菲力普二世的國王駕崩事件保留在作品當中，是為了要把此事件象徵性地移動到書的最後，以顯示國王與事件的歷史不再重要。在這裡，我們必需瞭解布勞岱爾最重要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這個歷史概念，布勞岱爾對於歷史時間的三種區分為：事件和日常生活行為是變動得最快的，而交換、制度等發展在時間上則會比事件長一些，例如資本主義這種持續了數個世紀的文明發展或社會變化，則需要最長的時間方能呈顯出來。在長時段的觀點下，國王之死的事件在布勞岱爾的作品中便顯得無足輕重，不再具有如它在傳統的編年史、政治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布勞岱爾刻意保留此事件並安置在結尾處，洪席耶認為這麼一來便形成了比喻，此比喻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是解釋了長時段的概念，另一是顯示了歷史學發展上具有革命意義的轉向。

洪席耶指出，歷史學家的觀點取代了國王在事件與歷史中的位置，而支撐歷史學家使其形成合理論述的，便是科學原則。儘管在其背後所運用的社會學、經濟學方法並不會出現在字裡行間，但是可以從另一種書寫手法看出這些科學性的痕跡，此即在書寫中大量出現現在式的時態。[5]洪席耶藉由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Benveniste)的語言學理論，指出在論述系統與敘事系統中對於人稱與時態的使用不同，在描述過去的歷史時，經常使用的時態本來應該是不定過去式、未完成式和過去完成式，但在《地中海史》中出現論述的部份，可以看到表達肯定、客觀與中立語氣的現在式、完成式與未來式。甚至於現在的論述與過去的敘事，在像這樣的句子中更加模糊難辨：「我們歷史學家冒昧地接觸他：他像是對待他的使臣一般接受我們，以最大的禮貌聆聽我們，回覆以晦澀難辯的低語，且絕不談及自己。」洪席耶注意到的是，像是這樣的句子，既是敘事又像是論述，但在書中所卻是作為隱喻來使用，與將國王之死的事件象徵性的安排到書末，具有類似的作用。洪席耶認為，這種詩性手法的運用，是歷史學家為了調和歷史中的科學與文學不得不然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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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件與詮釋的問題

國王在傳統歷史事件中的地位在新歷史中遭到了取代，取代他的是對於人類行為長時期發展的研究和陳述。這些歷史敘述中的主角並非大人物，而是原本在舊歷史中不具重要地位、沒有聲音的群眾。然而，這些在昔日社會中的窮人，缺乏自己發言的文字紀錄，要如何證明他們的歷史？布勞岱爾透過社會科學方法去分析大量的卷宗檔案，這些檔案很多是當時的國王跟使臣的書信，從中去分析推論，例如傳染病的傳播途徑。正因這些群眾無法自己顯現在歷史舞台之上，必需要透過字詞的詮釋去呈現，因而帶出了從第二章到第三章中洪席耶所欲討論的言說過度問題。同名異義說明了名詞可以是浮動的，可能被放在各種脈絡下使用，任何言說都有可能引發過度使用甚至濫用的問題。在第二章中，洪席耶引用了一個在歷史上由於言說過度所引發的政治事件，造出「皇家經驗論」 (royal-empirisme)之理論名詞。這個造成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罷黜處死的事件，[6]曾被霍布斯在其作品《論公民》(De Cive)和《利維坦》(Leviathan)中所批評，因為群眾言說的過度而造成當時的君權政治的崩壞。洪席耶以這個例子去指涉在新史學中，歷史學家必需呈現群眾的言說事件，但又需要用論述解釋來控制他的書寫主題。在第三章當中，洪席耶進一步推展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塔西陀斯乃是透過文學的模擬方式，賦予羅馬士兵這樣一個歷史上的小人物聲音。他引用奧爾巴哈(Auerbach)對塔西陀斯的批評，認為這個羅馬士兵的言說是空洞的，因為基本上這是一種模擬。而洪席耶認為有趣的地方在於這裡造成了一個保留。塔西陀斯在他的作品裡保留了一小塊場所給一個他宣稱沒有場所可以發言的士兵，而形成了一種對於他者言說的挪用，間接的引述。在整個論述的脈絡中會需要士兵這個角色發言，儘管這段話語可能士兵本人並沒有這樣的表達能力。在歷史學家的論述中，將非法的說話者、虛構的話語變成了合法的，洪席耶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懸置。歷史學家既可以同樣的方式去模擬士兵的言說，也可以同樣地描述羅馬領袖的演說，兩個角色，兩段言語，在歷史述述中產生了同質性。而透過歷史作為一種教育方式，又可以再把這些同質性的論述散播出去。

如此一來，在歷史書寫上所造成的另一個問題是時間上的錯置。而為了防堵這個錯誤，其相反的極端便是對於這種挪用倒錯的完全否定。洪席耶以柯班(Alfred Cobban)《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詮釋》(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對法國大革命起源的修正主義詮釋為例，柯班以馬克思主義對革命所下的定義為據，認為法國大革命並不能稱為階級鬥爭的革命，理由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分早已模糊。而孚勒(Francois Furet)在《思考法國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更進一步地認為，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意義在於形成了一個空洞，吸引各種解釋去重構革命。在這個空洞的概念之上建立了「以民主言說的替代政權，以大眾為名的社會的統治」。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法國大革命在因而在這些解釋中被取消了，但仍以錯誤的在場的方式，作為無場所、空洞與幻象而繼續存在。意識型態透過解釋，替代了事件而填補了歷史上的無場所，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成為我們所知道的過去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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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場所與空間的問題

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當中洪席耶討論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構成，與之前所討論同名異義的規則與歷史的無場所完全相反。洪席耶指出，在米榭萊的浪漫主義史學中可以看到歷史學家如何透過書寫而掌握真實意義。[7]這種書寫方式，洪席耶稱之為異名同義(synonymy)，歷史學家的敘述並非對真實的模仿，而是對於事件的直接描述。例如當米榭萊談論里昂的烈士夏里葉時，他並非模仿夏里葉的口氣，編造一段話讓這個角色說出，而是直接敘述「他是里昂憤怒的哭訴」。洪席耶注意到，這種名詞子句只有客體而沒有主詞，同時也沒有時態，其結果便造成事件的意義絕對化，讓每一個句子本身就直接等於活生生的真理。於此，洪席耶提出了另一個關於「沈默的見證者」的問題。在上述的句子中並沒有辦法判別是誰的聲音，它呈現了一個由學者的描述與本應說話的沈默者所構成的雙重敘事。例如米榭萊談論棄嬰的歷史時，他以石頭為母親哭泣與海洋為母親感動來表達失去孩子的母親的悲傷，而母親作為唯一有資格說話的角色，卻沈默不開口，祇是無聲地充當這些敘述的見證人。在這樣的敘事方式當中蘊含著一種連續性，使得敘事連續於論述，讓意義被銘刻在事物的脈絡當中，使得意義被內在化，讓整個敘事成為表現性與意義的場所。

 洪席耶認為，此種表現意義的真實場域其實建立在雙重的缺席上，一是死亡，另一者是文字。死亡作為生者唯一的非知，而文字的虛假卻是唯一通往死亡的途徑。這個雙重缺席居於歷史的核心，歷史所處理的就是那些已然不在的事物本身，且從來沒有被訴說過的事情。因此，作為對於缺席的償還，對於無知和過去生命的增補，歷史提供了一個言說的場所，讓這些沒有位置的死者的聲音可以透過言說的產物而得到一個合法的表達位置。從「場所」作為一種空間的概念，洪席耶比較了費夫賀將地理學的空間概念於引入歷史研究的作法。按照費夫賀的想法，地理學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例如討論一個地區或氣候，不應只作為背景的資料，而應視為影響歷史變化的要素，在這個地理空間內所有事物都受其影響，它劃出了一個明確的範圍。洪席耶認為，這種對於空間的安排，可以說是將「空間」作為一個象徵化的場所。當每件事物都被安放到一個被領土化的空間當中，其合理性便可以一種拓樸的方式來表現。洪席耶舉了另一個相反的例子，異端的歷史要如何被理解？在米榭萊的作法中，乃是將女巫這個名字轉為一個未被承認的女人，以家庭最私密的中心（床或搖籃）作為她的代表，而使得這個被教會放逐的罪惡再度在塵世中獲得了屬於她的具體位置。在第五章當中洪席耶談到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關於蒙大猷這個村莊的異端思想。在這個例子裡，歷史學家把研究重點放在分析這個村莊的生活習慣上。村莊作為給予異端思想存在的場所，由歷史學家為它劃下一個領土，但目的是為了將它埋葬。用給予它一個根源的方式加以鎮壓。

 在分析上述問題之後，洪席耶再一次地回到布勞岱爾的《地中海》這個例子。或許於此讀者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何以地中海作為一個新史學的主題，這個名詞，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作為一個可以容納並統合歷史多樣性的空間。洪席耶指出，在這個經統合的多樣性當中包含了兩種圖式，其一是按照人類行為發展的科學模式，從最簡單的交換行為到複雜的資本主義市場，所做出的理性排列。而另外一個在時間上的排列，則是布勞岱爾依其長時段的歷史概念去發展。有趣的是，這些最複雜、最理性、最進步、最活躍的人類行為，卻必需要透過一個最長期的觀察方能顯現。這是兩種完全相反的歷史意義，一種是社會學的，另一種卻是歷史的。洪席耶由此去談什麼是歷史性(l’historialité)：我們得從一個象徵性的空間去瞭解銘刻在諸般事物上的真正的歷史特性——歷史性的時間，一種被空間化了的時間。然而，更重要的一點或許在於洪席耶所給予的提醒，地中海之所以能夠成為歷史的主體，成為一個隱藏了知識的身體以及可感知的證據的身體，這些意義都需要透過歷史學家的書寫來呈現。歷史學家的書寫，就像是神話中的伊底帕斯，或史詩中的尤里西斯，透過他的旅程將這個物質的世界與書寫的世界串連起來。這個非經歷不可的書寫之旅程，或許對於一心想要排除掉敘事的虛構性的歷史學來說，就像是來自於盲眼先知的詛咒。

 透過上述的分析，洪席耶讓我們瞭解何以歷史可被稱為一種知識的詩學。但我們要如何將新歷史的書寫與民主時代連在一起，以理解洪席耶所謂新歷史的第三個合約？在全書的最後一章裡，洪席耶比較了一個當代的歷史書寫：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洪席耶認為，湯普森筆下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或可說是一個主體化的過程，沒有任何神話的起源，而是一個無所限制的純粹開始，從一個言說的場所的發展來構成。這個言說場所的形成不是來自工廠或街道上的工人「階級」，而是來自無盡的文字、語句、名詞，對於人的權利的模糊概念或者來自於聖經或天路歷程的訓諭，在物質的場所與象徵的場所之間，在名字與身體之間，在現實狀況與知識之間去調整這個無限的空間，製造歷史與言說的主體。洪席耶將此社會主體的宣稱視為異端。異端作為他者的邏輯，位在字與物之間，在意識當中的不可思處，是被排除的絕對他者，那些還沒有被說出的部份。它是一個由許多借來的名詞交織而成的新認同，同時它也可以將位置指派給名詞。洪席耶認為，在一個歷史的主體行經時所造成的裂隙或距離，或可說是所謂的文化，而文化史則是由一個被定義了歷史性意義的程序所形成，由一個透過將他們自己銘刻在敘事的類別和真理的形象中以說明自身的書寫形式所形成，或可說是一個主體形成歷史的可能性。洪席耶似乎認為，這樣一個可能性不是從科學性，而是由敘事的文學性中方可能給出。

 從洪席耶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從米榭萊的浪漫史學到年鑑的新史學，知識的詩學如何被建立、發展及運作。試圖在社會科學方法與歷史敘事之間進行調節的新史學，發展出了歷史性的專有形式：可感的經驗形式、時間感的形式、或知識和信仰之間的關連的形式。這些形式有其依據的法則，也有它的侷限，同時它也帶來一些可能性與風險。然而，或許就因這些可能性與不可能才讓這個民主與社會的時代成為一個等待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ait)。在《歷史之名》中，洪席耶所給予的是一種與歷史科學完全相反的思考，或許，如他所建議，歷史應該重新去思考自身之名，以及在這個名字之下所有複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