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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疤痕〉中，愛爾蘭雨亦被附予力量改變「花崗岩臉的外觀」，其實也就是改變曾屹立不搖的歷史傳統，對鮑倫而言，文學版圖是一塊「短暫的地方」，就像地球地殼，隨著板塊的移動而變動。女性詩人的創作作品，就像是「愛爾蘭雨的版本」，具有改變歷史的力量。此外，〈港口〉這首詩中呈現沉在愛爾蘭海底的軍艦化為海草、鹽和鐵鏽，亦是呼應水的意象，也就是象徵詩人的創作力，改變嚴酷的過去文學傳統。這些改變，證明沒有絕對的固定和流動性的二元對立。殖民版圖只是一張「畫在水中」的地圖，沒有絕對的邊界，。
就如同鮑倫在〈疤痕〉這首詩所譬喻，邊界是「一條畫在雨中的線」，隨著雨水的沖刷，一直處在短暫和流動的狀態，所以沒有絕對的內外或是中心與邊緣，因此愛爾蘭女性詩人並非永遠在文學歷史版的外面或邊緣。
同樣地，利菲河流就像愛爾蘭海，具有水意象所被賦予的改變力量的特質。在詩中，利菲河流能夠改變象徵愛爾蘭傳統歷史的都柏林城市，具有能力天賦，不斷地重述都柏林予的歷史故事，象徵性暗喻女性詩人能夠改變文學父權傳統制度，而且由於利菲河流的名稱源自來自一位具有命名地名權力的女神，暗喻女性詩人的名字能夠被刻劃在歷史版圖上。
此外，利菲河流的名字亦暗喻生命與死亡二元對立的瓦解。在凱爾特神話中，利菲河流是以一位名為「生命（Life）」的女子命名，因此真實的女性意象和過去的歷史真象從原先是被壓迫、埋葬的死亡狀態，轉變為具有創造能力的生命體。反之，男性父權專制傳統則因為女性詩人的興起而隕歿，因此反轉為和死亡相連結的意象。例如，〈我的國家在黑暗中〉結束於吟唱詩人生命的盡止，成為「死去的藝術」，鮑倫刻意設計吟唱詩人死於流離失所和困頓饑餓，目的在於反諷將女性意象理想化的父權文學傳統，忽視在西元一八四五到一八四七年間大饑餓期間而被迫移民到美國但卻不幸因饑荒和疾病而喪失生命的女性。隨著吟唱詩人的隕落，如此煙滅真象的文學傳統也告一段落。此外，象徵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雕像，僵化且毫無生命的特質，其實亦是和死亡意象連結，暗喻民族文學傳統將女性意象國家化和神化的假象的終結。同樣地，象徵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雕像，毫無生命地矗立在街道上，所紀念的不啻是紀念在西方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義而喪生的革命份子，亦是紀念逝去的父權文學制度。在〈殖民者〉這首詩中被鮑倫視為殖民者的男性詩人和父權傳統，化身為虛無飄緲如鬼魅般的幻影，手握著由黃昏晦暗構成的地圖，淚洒地圖上的名字，暗喻其殖民身份和時代的結束，男性詩人將無法獨佔文學歷史的版圖，因此在詩中所提到「河流依舊存在。/但非他們的城鎮。/光依然存在。/但非他們的時刻。」即是暗示父權文學版圖的喪失。
對鮑倫而言，二元對立的模糊性、矛盾性和落差正是一種修辭策略使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隕落。〈殖民地〉中二元對立解構所呈現的模糊性和矛盾性，證實愛爾蘭文學版圖上沒有絕對的疆界，其實是鮑倫所運用的一種修辭手段消弭男性詩人和女性詩人的差異，創造女性詩人能受到認可並重返文學版圖的空間。而鮑倫刻意在〈殖民地〉中所呈現的傷口意象，不論是在身體上、地理環境、和心理層面上、語言上，都是一種修辭策略，證明既然國家的傷口也是個人的傷口，暗喻國家的文學歷史和鮑倫個人的歷史緊密相關，共同經歷殖民歷史的傷害，不僅是版圖的失去，還有包括身份認同的迷失，成為心中永無法痊癒的傷口，然而，此缺口卻是將愛爾蘭女性詩人與其國家文學歷史聯繫的因素。
同樣地，獵狼犬也是在愛爾蘭民族詩中象徵凱爾特文化的符號，但卻隱含對女性迫害的殖民修辭。獵狼犬的意象曾出現在鮑倫早期的詩〈實際教訓〉中，透過詩中雙重狩獵意象，獵犬追獵野兔與獵人追求女性的景象重疊，暗指在男性詩人藉由被物化和女性化的國家象徵符號尋求國家身份認同時，愛爾蘭女性身體成為其獵物，因此在〈鏡像〉中女性頭的意象暗喻為男性詩人的戰利品。
男性詩人在將女性國家化為象徵符號的策略，就像是英國在操縱殖民修辭手段，將愛爾蘭呈現為邊緣化且去人性化的國家。鮑倫運用在〈鏡像〉中的煙灰缸意象來諷喻此修辭手段。事實上，煙灰缸是一個相當受歡迎的愛爾蘭紀念品，除了其形狀類似愛爾蘭西部典型的地理特色—沼澤（中央是低窪），最主要的，煙灰缸常綴以愛爾蘭國家或神話象徵，像是獵狼犬或豎琴。然而，這些都只是模仿的再現意象，失去了真實性，就如同男性詩人筆下所再現複製的愛爾蘭女性意象的多重版本，完全喪失女性真實的歷史和生活，這種「模擬」女性所塑造的國家象徵是一種假象，缺乏想像力和真實意象的相關性，卻被操作為事實，成為架構愛爾蘭民族主義的修辭手段。
再者，鮑倫刻意將女頭的意象和紀念品並置以強調在愛爾蘭民族主義詩所利用的價值交易的手段，並不符合藝術倫理。鮑倫認為將愛爾蘭用女性意象代表的修辭無疑是一種價值交易，將女性意象如同紀念品販售以得到國家認同和維護國家主權的利益，就算是涉及利益交換的關係。然而，對鮑倫而言，詩應該遵守藝術倫理，也就是詩的想像力要能夠反映意象的真實性，而非是製造幻象來獲取既得利益或是權力。在此價值交易的關係中，語言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詩所使用的媒介。在其自傳中，鮑倫將語言比擬為「一張具有貿易路線的地圖」，暗指愛爾蘭民族男性詩人運用詩的語言來繪製理想國家的藍圖，將女性變為指涉符號（signifiers），以交換為被指涉對象(signified)，也就是愛爾蘭國家象徵。在此交換過程，真象已失去或是被扭曲。也因為女性意象被操縱為交易的媒介或商品，鮑倫甚至在其早期所寫的詩〈對模仿謬斯的譴責〉將象徵國家的女神譬喻為妓女，暗示女性的身體被交換為男性詩人欲獲得的國家身份認同的集權中心思想利益。男性詩人筆下所再呈現的僅只是相似於女性的外在形體，和真實的女性內在特質和歷史價值大相逕庭。因此鮑倫在〈夢見殖民地〉中暗指愛爾蘭文學傳統為一棟有一扇鐵門緊閉的房子，遠遠地拒女性詩人於千里之外。
在〈鏡像〉這首詩中，代表女性在文學傳統中被固定為刻板裝飾化的意象，不論是女頭、野莓樹拐杖、塔拉胸針、沼澤橡樹、豎琴或是煙灰缸上的獵犬，都是如靜止無生命的圖騰，也因此鮑倫刻意用固定、堅硬的大理石像和銅像來反諷創造女性刻板印象的愛爾蘭文學父權傳統。然而，愛爾蘭文學傳統版圖的疆界並非永遠是穩固不變的，隨著女性詩人創作力量的再現，此疆界也如同流動的液體隨之改變。鮑倫刻意用流動性的意象與父權愛爾蘭文學傳統連結，旨在傳達父權制度下所塑造的歷史版圖就如同流動的水，一直在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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