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的寫作風格

提供者：莊坤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導讀全文及《Dubliners》新版譯文請見：

莊坤良譯，《都柏林人》。台北：聯經，2009年。

喬伊斯的作品，號稱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寫作技法是所謂的「靈光乍現」(epiphany)。這種手法在小說中一再重複出現，變成了一個喬式的商標。喬伊斯在《史蒂芬英雄》一書中，給這個文學表現方式下了一個定義：「所謂靈光乍現是指一種突然的性靈顯現，不論它是以粗俗的語言形式或身體姿勢，或以一段永誌難忘的心靈感受方式出現。他相信寫文章的人以戒慎恐懼的心情紀錄這些現象，因為他看見自己就是這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Stephen Hero 188）。

換句話說，人們以本能從簡單的事件裡去捕捉深刻的意義。透過這種事物意義的瞬間顯現，人們照見自己存在的本質。喬伊斯奉行此一法則，將之轉換為寫作技巧。例如，〈阿拉比〉的最後一節，小男孩懷抱愛的想像，但到達市集時，發現燈光已經暗了一半，他聆聽錢幣掉落在托盤的聲音，和女店員與男顧客打情罵俏的粗俗言語，頓覺「憤怒與羞愧」，淚光不禁盈眶。這個靈光乍現的時刻，總結小男孩的成長與幻滅。〈賽車之後〉的最後一句話，「各位先生，天亮了！」也同樣是靈光乍現，喚醒了醉夢中的吉米，去面對殘酷的現實。或〈伊芙琳〉的結尾，女主角掙扎於責任與自由，親情與愛情之間，最後一刻沒上船跟法蘭克私奔，她「漠然，無動於衷，猶如一頭無助的野獸。眼眸裡裡沒有一絲愛戀或告別或曾經相識的神情」。或〈護花使者〉最後一節，柯利伸出一隻手，放在路燈下，掌心上一枚金幣，閃閃發亮。這個靈光乍現的一刻，透露出護花使者騙財騙色醜陋的真面貌。最後，〈死者〉的最後一幕雪景，賈伯瑞對真愛與慾望，死亡與再生的領悟，在一片白雪中，超脫了世俗生命與國族爭議的困局。

喬伊斯聲稱要以「明辨是非的刻薄」手法來描寫都柏林。這種手法，挑戰道德禁忌，或批判愛爾蘭人的倫理價值扭曲，或剖析國人的殖民認同錯亂。由於過於直接辛辣，連出版商都不敢出版，以免惹上麻煩。例如，〈護花使者〉裡，代表愛爾蘭男性的柯利與雷尼漢，竟然以壓榨自己的同胞女性為榮。或〈寄宿之家〉裡的母女，共謀設計將愛爾蘭男子，逼入婚姻的牢籠。或〈對比〉裡的華林頓，在辦公室與酒館受氣，只能回家打小孩出氣。〈一抹微雲〉裡，在歐洲得意的愛爾蘭知識青年高樂賀，卻是個崇拜金錢與女人的庸俗人物；被困在家庭牢籠的錢德樂，反而有志難伸。〈憾事一樁〉裡，男主人翁的性別傾向使他被逐出「生命的饗宴」，但女主角與他有愛慕之情，最後因酗酒而被車撞死。〈死者〉裡，賈伯瑞被艾佛斯小姐批評不愛鄉土，不說母語，不認同自己的國家。從道德的墮落到國家認同的分歧，喬伊斯以諷喻手法，無情地刻畫自己摯愛的祖國同胞，也因此使得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出版之路，坎坷艱辛。

喬伊斯文學才情高，擅長文體實驗。他喜歡玩弄文字遊戲。他擅長用矛盾修飾法來表達一個模稜兩可的情緒或心態。例如，在〈寄宿之家〉裡，他以 “wise innocence”（刻意的天真）來描寫波麗的早熟世故；以 “a little perverse madonna” （一位假惺惺的小聖母）來直陳波麗的風騷放蕩。在〈賽車之後〉，則以「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gratefully oppressed)來批鬥愛爾蘭人被扭曲的殖民價值觀。在〈艾芙琳〉裡，他說被愛戀沖昏頭的奚爾小姐，聽水手唱歌時，總有一種「愉悅中摻雜著迷惑的感覺」(pleasantly confused)。在〈一抹微雲〉裡，高樂賀說都柏林是 “dear dirty Dublin”，又親愛，又骯髒，表達對自己生長地方的愛恨交加。

除了寫實的白描手法外，喬伊斯也擅長象徵表現。例如，在〈憾事一樁〉裡，希尼可太太跨越火車鐵軌（cross the line），死於車禍，即可暗示她「跨越」了家庭倫理與男女關係的警戒線，以致於釀成悲劇。在〈會議室裡的長春藤日〉裡，皇家交易所選區(Royal Exchange)也暗指愛爾蘭的無冕王巴奈爾與英王愛德華互換位子，但愛爾蘭人原諒愛德華的婚外情，卻把同樣情境下的巴奈爾逼入死地。〈母親〉裡伯克先生所依靠的那把道德的保護傘，象徵男性的陽具本質是虛張聲勢的一把傘，撐開後滿漲成圓，但本質卻是空心的。在〈憾事一樁〉裡，達菲先生的書架上層擺放宗教書籍，下層放浪漫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集，書桌上則有一張抗憂鬱的成藥廣告。這也是喬伊斯特殊的手法，以書表人，人如其書。達菲身心分離，表面上生活嚴肅冷然，其實內心裡頭浪漫慾望蠢蠢欲動。他離群索居的自我疏離，正是一種感情的壓抑，必須靠抗憂鬱藥劑來舒緩。或〈死者〉裡，葛瑞塔的一雙馬靴，一隻站立，一隻倒下。也象徵兩人不同調，同床異夢。〈邂逅〉裡，逃學的小男生想到「鴿舍」(Pigeon House)去玩，但是卻到不了目的地即被迫折回。鴿舍其實是都柏林的發電廠，到不了電力的中心，象徵一種缺少動力的麻痺。此外，放飛的鴿子，也必然不能遠離，只能回家，更是象徵都柏林人無法逃離困境的宿命。另一個有趣的象徵技法在〈恩典〉。主人翁柯南可能因欠錢不還，被債主打傷，小說開場，就看見他從樓梯上滾下來，跌得不省人事，滿口血漬，咬掉一小截舌頭。這當然是暗指他欠債在先，有口難言。

喬伊斯的短篇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小說的第一句話或第一段話，經常暗示了整篇小說的基調，甚至於預告小說的結局，彷彿小說文本的本身，都只是開頭一句話的註腳而已。例如〈兩姊妹〉開頭第一句話就說：「這次沒救了」。當然中風三次，不論是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是麻痺沒救了。小說結局，艾莉莎說，「他真的是出了問題」，算是替福林神父蓋棺論定。〈阿拉比〉開頭就明說這是一條死巷。死巷當然不通，當然也暗示小男孩的愛的朝聖之旅，注定要以幻滅收場。〈伊芙琳〉的第一段最後一句話就說，她累了。疲倦的身體與心靈，當然也是一種麻痺的表徵，自然也預告伊芙琳面臨出走的抉擇時，瞻前顧後，猶疑不決，無法採取行動。〈賽車之後〉第一段也說「感激不盡的受壓迫者」，言簡意賅，點明吉米的心態。〈長春藤日〉裡，第一段描述一群人在冬天裡圍著一盆小火取暖。這小火當然無法再次催化愛爾蘭自治的熱情，火浴鳳凰，自然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恩典〉一開始就安排柯南從樓梯滾下來，咬斷一節舌頭。並且說他真的站不起來了。小說結局只見神父與信眾，共同沈溺在物質世界裡，救贖只是商業的買賣而已。

喬伊斯到底以怎樣的態度來描寫都柏林人？是同情？還是嘲諷？但文本中某些片段對掙扎於困境中的弱勢同胞，卻又展現了一種理解的同情。Donald Torchiana就說喬伊斯具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才能，他的文字出入於悲劇和喜劇之間，游移於惡毒和濫情之際，擺盪在同情與嘲諷之間（14）。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喬伊斯對自己至愛的家園與國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他不願隨波逐流，因此下筆時，對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有時候，帶著同情的介入，有時候維持一種諷喻的疏離姿態。更多的時候，欲言又止，在文本裡留下空白，供讀者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