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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的全名是Paul Adolph Michel de Man，1919年12月6日出生於比利時安特衛普市(Antwerp)一個富裕的家庭，曾祖父Jan de Beers是一位詩人，叔叔Hendrik de Man長期以來在比利時政府和社會黨擔任要職，也是作家、教授。青少年時期，他的哥哥在平交道意外遭火車輾死，一年後母親自殺，對他都造成了影響。
1937年，德曼進入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唸機械，後改念化學，課餘時間曾編輯一份反法西斯的學生報。1940年希特勒入侵中立的比利時，他逃往南法，後又回到布魯塞爾。可能是透過他的叔叔牽線，才21歲的德曼，進入比利時最主要的《晚報》（Le Soir）擔任文化專欄作家，待了兩年。
德曼的學術生涯基本上是在美國開始、在美國集大成。1960年他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時，已經41歲，輾轉於多所大學後，1970年起，德曼任教於耶魯大學，漸漸邁向高峰，他和同儕所形成的解構主義學派，也自此被稱作「耶魯四人幫」。1971年，德曼出版第一部論文集《盲點與洞見》（Blindness and Insight），已經年過50的德曼，旋即烽芒畢露，「盲點」係針對新批評（New Criticism）所進行批判，裡頭最著名的一篇論文〈時間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學者卡勒（Jonathan Culler）形容是「被影印次數最多的文學理論論文」。
德曼的理論主軸，自始至終都是以「閱讀」為主，他在批判性讀者的修辭裡發現一種他稱之為「誤讀」的共犯結構，文學作品的詮釋受到了文學史的擺佈，極少能從文學作品本身出發。隨著德曼的影響力日漸增加，「閱讀」作為一種理論，漸漸和「歷史」、或者「歷史書寫」產生對立，研究文學的學生也漸漸對自己過去所受到的、以新批評為主流的理論訓練產生懷疑。因為，歷史書寫是為了達到正確的、經典的文學作品閱讀，但是，德曼卻認為，歷史書寫扭曲了文學作品的詮釋，導致了造假的歷史，這是他第二本最具代表性著作《閱讀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1979）的主張。
德曼去世之後的1987年底，一位比利時研究者發現，1940至42年，當時已陷入納粹控管的比利時，《晚報》扮演了納粹傳聲筒的角色，而德曼赫然在那裡發表了反猶太人的言論，特別是有一篇〈當代文學裡的猶太人〉，將猶太人視為破壞西方文明的不健康「外力」，並且徹底否認猶太人給予當代文學任何意義。
可想而知，這件揭露產生多大的震撼，不僅危及已經去世的德曼的歷史評價，更影響了德曼所掀起的解構主義在學術界、特別是在美國的比較文學界近乎無可比擬的霸權位置。學術社群出版20歲出頭青年德曼寫作的《戰爭新聞》（Wartime Journalism），對一個已經缺席的作者進行嚴密的審判；德曼過去要好的同事（不少是猶太人！）也為文探討；其中最情何以堪的，莫過於被德曼「提拔」的德希達。德希達第一次到美國發表論文，正是德曼慧眼識英雄的結果。
從1961年開始和德曼結為好友、同事的耶魯大學教授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回顧德曼〉（「Looking Back on Paul de Man,」 1989）一文裡說道，「事過境遷」之後重讀德曼的著作，有點恍然大悟，德曼幾乎從來沒有談到他的過去；他的沈默，反而替老友帶來道德負擔。哈特曼回溯歷史現實，他認為德曼想要藉由反猶太人文章表達他對佛萊明（Flemish）歷史和文化的同情，這是讓佛萊明遠離強勢法國、轉而向德國靠攏的表態。雖然哈特曼深知，任何讓德曼「除罪化」的後見之明不免落為徒勞之功，不過，藉由「重讀」德曼，卻可以反省文學理論學者無法迴避的生命課題。
以閱讀理論起家的德曼，從不否認閱讀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所專擅的浪漫主義文學，一經他解讀，一篇篇幾乎都是「不可讀」的文本，許多假設都互相排斥。「一個文學文本的意向是如此不可決定，以至於沒有一個作者能確定自己」，德曼質疑任何既存的文學史價值，他的長處是強烈的分析能力和才華，並不拘泥於某一種特定的理論。他活用象徵和寓言，扭轉既定觀點，顛覆權威。任何文本莫不充斥著錯置，不斷的錯置、延異和差別化，使得文本時時分裂於內在／外在的二元對立裡。
解構主義永遠質疑經典化所帶來的虛榮，「重讀」是解構主義的樂趣，也是解構主義的宿命。沒想到，「青年德曼」造成了「學者德曼」的宿命。德曼說過，自傳書寫難免不了替自己脫罪的嫌疑；他幾乎從未在「學者德曼」的書寫裡輸入自傳痕跡，而弔詭的、被他屏棄的「青年德曼」歷史，卻顛覆了已經經典化的德曼和他的解構主義。保羅．德曼這一課，似乎還不到蓋棺論定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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