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愛爾蘭「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
1916年復活節週間，武裝的愛爾蘭共和派於都柏林發動復活節起義，企圖從英國的統治中獲得獨立。由派屈克•皮爾斯（Patrick Pearse）領導的愛爾蘭志願軍以及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領導的愛爾蘭國民軍占領都柏林的重要據點，於郵政總局宣讀「愛爾蘭共和宣言」（The Proclamation of the Irish Republic），並宣布愛爾蘭共和國成立。六天後起義即遭到鎮壓，起義領袖被送軍事法庭處死，但殘酷鎮壓使卻使人民追求獨立的意志更堅定。1918與1919年新芬黨在議會中大獲全勝並建立了自己的議會，1921年「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軍隊發動攻擊，1921年12月英國與麥克•柯林斯（Michael Collins） 簽訂《英愛條約》（The Anglo-Irish Treaty）。但由於此條約內容遭到其他人的反對，愛爾蘭陷入內戰，1923，反《英愛條約》的一方被擊敗，內戰結束。
有關對「復活節起義」的反思
篇名：Responding to the Rising
作者：Gearóid Ó Crualaoich
出處：《Revising the Rising》（Derry: Field Day, 1991）
為重新思考「復活節起義」的現代意義，作者提出若干論點（Arguments）如下：
1916發生於何時？
以追求所謂「真正的1916」為目標，反而會讓我們更看不清過去，因為我們看待過去的方式與我們現在所處的時空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復活節起義不存在於一個固定時間，它存於1916年事件發生後到現在的每一刻。
1916發生於何處？
1916的發生地不限於都柏林，而是發生在每個促成事件發生的地方。由於1916的目標是追求人民的自由，因此1916存在於每個致力於讓最多數人享有最好的生活的地方。
1916的內容是什麼？
「復活節起義」之後的五十年，人們認為它與國家的成立息息相關，具有維繫民族意識的神話根基，進而歌頌其英雄事蹟。但在七十五週年時，有學者認為那段民族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因此不再確定其意義是否值得讚揚。另一個世代的人們不願慶祝1916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嚮往以「自由市場」為口號的資本主義市場。
當傳統愛爾蘭的價值觀，特別是激進民族主義，不再適用於現今的愛爾蘭，人們需要的是文化認同的鞏固以及健全的經濟。但即二十世紀末的愛爾蘭（編按：文章發表的年代），我們看到的卻是因自由競爭而導致的失業與貧窮。Liam Paor曾如此描述當時的愛爾蘭：失業、貧窮、移民、文化沙漠，並以喪失國家最初成立時的精神。此外，由於在社會政治方面沒有持續的改革，政府官員成為舊時帝國行政的殘存物，態度多保守且退縮，此現象由以政府未能貫徹愛爾蘭語政策中最為明顯。綜合以上所述，作者認為政府已背離當年的精神，不再追求國家自尊與社會獨立性，並且獨厚少數人的利益，1916的精神已蕩然無存。
1916的未來
Dr Alan Gailey認為「傳統」這個觀念是被創造出來的，傳統中那些看似源遠流長與固定的價值可能是現今社會的產物，某些團體常為了自身利益而去型塑所謂的「傳統」。Pascal Boyer也提到許多差異極大的現象常被人們歸入同一類別而形成所謂的「傳統」。我們必須意識到「傳統」的可塑造特性，以了解「愛爾蘭傳統」其實是個不固定的概念：人們的記憶可被創造，傳統是一連串選擇性記憶與選擇性遺忘下的產物。因此，儘管每個人對1916的解讀不同，每個人的版本都可為真。在這個意義下，傳統成為人們溝通不同意見與價值觀的媒介。回朔傳統並不是要獲知事件發生的確時經過或史實，而是要去了解當今愛爾蘭文化社會的樣貌。就嚴謹的歷史意義來說，1916沒有未來，它存於過去時空中的某一點，早已結束，但是若從文化的層面上來看，1916是過去與現在的不停聚合與更新，因此它存在於過去、現在與未來。
作者認為，在當今愛爾蘭社會，商業的擴張侵蝕了人民的生活、控制經濟為強勢的商業文化所取代，一種建立在利益、競爭力與效率的價值觀出現，就連大學也轉為商業化經營模式。對於這些違背了1916價值的現象，一個可行的解決之道是重新讓愛爾蘭神話更為豐富，因為愛爾蘭的歷史、文學、語言、傳統、文化、社會可讓人們去追求個人自由與自尊，藉由專注在1916與當今社會的互動以及鼓勵人們反思1916對於他們的意義，人們會重新記起1916的價值並實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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