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象菁 摘要

July, 2010

《女性主義經典》

自十八世紀歐洲啟蒙至二十世紀本土反思

摘自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1999。

《女性主義經典》為女性主義的基本讀物，為豐厚理論骨架的血肉之書，一方面譯介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經典，另一方面也引介了二十世紀末女性主義在其它領域及婦女運動的發展，可說是呈現兩百年來女性主義思想的脈絡。

　　本書分成七個部分，第一章是女性意識的覺醒。其中的米爾 (John Stuart Mill)受到妻子海瑞•泰勒（Harriet Taylor）的影響，洞悉了十八世紀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如同賣淫女子，故寫下了＜論婦女的附屬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1）一文，反對女性臣屬於男性的社會機制，尤其是洞悉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愛彌兒》(Émile) 到葛雷哥利(John Gregory)的《父親給女兒的金言》(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都是內化女性成為社會所期待的女性角色理論，讓女性甘於自我貶抑進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3）。所謂的愛情裡面包藏著吃人禮教與輿論的禍心，並由層層規訓系統制約女性任何突出的發展，受教育的女性反而更弱化了自己作為人類主體的存在，成為無能無聲的客體，因此米爾才會在十九世紀質問女性何時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9-15）

        第二章則是對性別角色的反思，女性主義已進展到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與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 (Margaret Mead) 所著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由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發現了所謂的性別差異或性別氣質/概絕非由生物性別所形構，而是由社會文化所專斷的，並透過教育、文化等暗示或指派人格的養成。所謂的異類是指某些個體所表現的行為與生物性別相反，這當然在非此即彼的性別模式下才會產生，社會沒有空間容納二元之外的性別，異類被迫處於邊緣，並且被歸檔為「潛在的同性戀」，成為一種病徵的存在，但形成一切問題的根源卻被完全地忽略（65-75）。 

        第三章為父權體制中的女體，明確地將社會、國家、家庭中的父權機制，如何以各式各樣的暴力將女性身體物化、占有，並賦予女性生產、生殖以及性服務功具。而人類學家溫格勒（Cathy Winkler）更以研究者併受害者的觀點，分析施暴者在強暴進行中所使用的言語與動作，揭示施暴者企圖將自己全然地進入到她的存在中，不但支配受害者的語言與行動（不忍受就是死亡的二元選擇），並侵犯了受害者的存在與自我定義。（施暴者一再以話語操弄並主宰受害者的慾望、身體感…）而受害者唯一能自我控制的場域，僅剩心靈一處，但卻在施暴者反覆矛盾的語言裡岌岌可危，而書寫受害並研究強暴行為之後被閱讀的屈辱感，也讓心靈猶如受到毆打，創傷並沒有就此結束，社會甚至助長施暴者的氣焰串連摧毁受害者，因此強暴是社會性謀殺，受害者在此抗爭奮戰，屈辱卻永遠無法抺滅（217-226）。

       第四章則是探討女性情慾種種及開發的可能性，在過去常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基進女性主義者對立，在性解放的議題上多有爭執，亦突顯了女性隱私議題被忽略的問題，何春蕤的《婦女運動、女同性戀、性解放》（1995）從性解放運動的立場挑戰台灣婦運對異性戀機制中一夫一妻性愛模式的忠誠，她認為婦運在對抗性別壓迫時，應該也要誠實面對性壓迫的部分。而她所提出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1994）固然展示了女性在性關係上可以是主動角色；但另一方面卻也難免落入傳統性學所預設的陽具中心情慾的陷阱。因此林芳玫便質疑其為性而性所隱藏旳危機，意即性剝削的問題。此一口號所引發的爭議沸沸揚湯，但也讓台灣本土女性主義得以開啟情慾面向的討論（279-295）。

       第五章反映了女同志的發聲軌跡，其中以芮曲（Adrienne Rich）的＜強制異性戀和女同性戀存在＞（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1980）最為重要。她質疑女性主義無視女同性戀的存在，認為應把異性戀制度當作男性統治的競技場，因為女同志直接反對了男性占有女性的權力，但卻沒有任何歷史印記足以證明，這成了強迫女同志接受異性戀的手段，甚至把女同志視為男同志的女性變體，是對女性存在的再一次否定與抺除，污名化女同志便可以其從女性反奴役、反壓迫、反宰制的連續體中分裂，只因與男同志相提並論。因此芮曲思考著女同志可能的未來，回到那童年時的兩小無猜，或者如12世紀女修道院以紡織、製作麵包、護士或創辦學校以掙脫婚姻的束縛；或非洲婦女秘密社團和經濟網絡；中國廣東一帶不落夫家、自梳的金蘭契等等。但這些例子不是抽離現存的歷史、社會脈絡，便是企圖忽略空間壓縮的存在，那麼，究竟何處才是女同志的家？恐怕不是封鎖建立起一個世外桃源可以解決（299-305）。

       第六章則是呈現了女性主義內部的檢討，挖掘更多元、不同種族、階級的女性觀點，以及跨領域的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例如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在＜選擇邊緣作為基進開放的空間＞(“Choosing the Margin as a Space of Radical Openness”) 裡，說明語言與家都是鬥爭的場所，以馬克思主義切入，女性在家庭只有極度的疏離與異化，家成為烏有之處，也是差異的前線。她以自身的例子說明了邊緣作為基進開放空間的可能性，就在往返邊緣和中心（可能是具體的地方或抽象的空間）之間，，我們同時從邊緣往中心看；以及從中心往邊緣看，我們觀看的同時得以理解整體宇宙的存在，藉由日常生活的結構，烙印在我們意識上，提供我們一種對抗性的世界觀（357-365）。

       最後一章則是提出女性主義目前的策略與行動實錄，以及全球化之下性交易與性剝削在全球化之下日益嚴重的情況。另外，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家柯崙泰（Alexandra Mikhailovna Kollontai）在二十世紀初所寫的＜生活的革命＞，主張在蘇俄未解體前，婦女運動應和工人運動結合，實施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造，並廢除財產私有制。尤其是束縛女性的廚房，應該成為社會配給的輔助，所以應廣設公共食堂，讓女性不必再花時間在炊事上，認為婦女親手製菜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為了搏得丈夫歡心的手段，女性應將廚房和結婚分開，為了國家新經濟型態的發展，女性應抛棄傳統的生活形式，集中勞動為國家建設；在照顧幼兒部分，更提出組織母親宮與兒童宮的概念，母親只需要哺乳以盡社會義務，但女性對幼兒的照顧就僅此而已，自出生到十六歲，其餘時間都由社教機關指導教育，母親只有在值日時間才有義務留守其中。在她的理論之下，婦女與幼兒都是創造國家財富富的勞動力，因此國家有責任保障及照顧他們，一切都在國家發展的前提下進行（403-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