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歌謠集》 ( Lyrical Ballads ) 是英國浪漫時期文學兩大詩人 ── 華滋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以及柯立基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 的共同心血結晶 ， 收錄包括華滋華斯著名的〈丁騰修道院〉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和柯立基的鉅作〈古舟子詠〉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它的出版具有劃時代性的意義，揮別了18世紀波普 (Alexander Pope)、德萊頓(John Dryden)等新古典主義強調規則、次序、克制、理性、和諧、均衡等文學價值，這些「湖畔派詩人」轉而追求天賦的回溯、與自然的親近以及對於情感和想像力的內在開發，逐漸趨近日後心理分析學派關於幼時回憶與潛意識的絕對著墨。承襲先驅詩人彭斯(Robert Burns)與布雷克(William Blake)具有抒情神秘色彩以及口語文字的特色， 華滋華斯和柯立基在《抒情歌謠集》的詩作裡，更進一步將浪漫文學回歸草根底層，探索心靈直覺等自發性力量的文學訴求，發揮到極致，啟發了後來的英國詩人拜倫 (Lord Byron)、雪萊 (Percy Bysshe Shelley)和濟慈 (John Keats)，更間接影響萌芽於美國的浪漫文學以及超越論，造就了愛默生 (Emerson)及梭羅 (Thoreau)的文學觀。

《抒情歌謠集》初版於1798年，並於1800和1802年由華滋華斯以自己的名義獨立再版，加上了奠定浪漫文學革命宣言〈序〉("Preface")，這篇前言同時也是後世接近了解英國浪漫時期文學精華要義的必讀之作。華滋華斯在〈序〉裡主要在闡述一種新的詩學，一種不同以往著重高尚題材，詩句格律，呈現理性邏輯的文學。「詩歌是強有力的感覺自發溢出的產物: 它源自在寧靜中被回溯的情感」" (151)。在主題的選擇上，華滋華斯強調詩人應當關注中下階層謙卑而質樸的生活，因為那是最不受社會禮教拘束而能保持必要熱情的狀態；而相較於城市侷限冰冷的格局，描寫接近自然田園的鄉村環境和居住其中的平民百姓能讓我們的視野開闊，並且保有更多原始單純感動。因此華滋華斯也鼓吹詩人揚棄過度制式艱深的語言，那些「華而不實的措辭」，轉而探索「真正從人口中說出的話語」(145)，一種「對人類種種熱情的自然描繪」("Advertisement" 7)。評論家Myra Cottingham在分析《抒情歌謠集》的語言策略時，指出華滋華斯基本上是企圖透過「失落」的陰性語言，也就是通常被排除在社會言說(rational discourse)和邏各斯(Logos)秩序之外的非「理性」表達，來捕捉尋回具有強烈驅力能量的「它者」(Other)，因此儘管華滋華斯的詩句看似簡單卻隱藏對於語言秩序的顛覆，層層的敘事框架成為傳統詩句、口語描述和不可言說的情感經驗之間不同的角力，也帶出詩人本身對於「失落」的純粹感知，以及生理心理上無可避免的死亡的一種焦慮(2-3)。

除了對於詩歌主題和語言的主張，華滋華斯在〈序〉裡也提到關於詩人角色的定位。「他是以一個人的身分向另一個人發聲」(149)，詩人必須從一般常人的角度出發，再現一些由共同經驗觸發的卓越片刻或者昇華的事例，因此必須具備更甚於常人的敏銳度和熱情，融入體驗同樣活躍微妙的世界。然而詩人最特出的地方，在於善用自己的眼界和感知，隨時捕捉即使流逝消失的情感和存在，也就是常人只能在當下體會的感官經驗和觸發昇華，詩人卻能夠化時間和空間的距離為生動的詩句，以這個距離重建「自發溢出」強而有力的感覺。W.J.B. Owen在探討華滋華斯詩學的文章裡，特別提到「仿製」(imitation)以及一種「摹擬理論」(mimetic theory)對於《抒情歌謠集》的重要性，對於華滋華斯而言，詩歌和詩人的存在與意義是為了回溯召喚過往經歷回憶中的吉光片羽，那些現在或許已經消失卻能夠經由詩人纖細敏銳的感知而再現的情感、話語以及畫面。這也呼應了Cottingham的觀察，華滋華斯透過〈序〉以及之中的詩作，呈現出一種「失落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loss)用以捕捉當時常規語言、理性言說無法企及的伊甸園和心靈境界，它們同時也是對企圖箝制包圍人類生活的現代社會機制以及之中的意義羅網，一個最好的反省及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