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ny

My Country in Darkness

From "Colony"

Provider: Fang-Ying (Vivian) Liao / 廖芳瑩

〈我的國家在黑暗〉這首詩則描述愛爾蘭吟唱詩文學傳統在英國殖民下的隕落，許多贊助吟唱詩人的愛爾蘭貴族自從受到英國殖民政治壓迫，逃向西班牙和荷蘭或比利時。因此遊唱詩人在失去經濟來源庇護下，也必須到處流浪，鮑倫在整首詩中將這些困頓流離的吟唱詩人譬喻為沒有生命的「影子」，毫無目的地從尤加（Youghal）漫遊到凱爾莫（Cahirmoyle）。而吟遊詩人的流浪，不僅是一種在地理上的漫漫旅程，更是一種心靈上的流離失所，因為所被迫害失去的不僅只是他們的家園，更是整個存在於西元十二世紀到十六世紀的吟唱詩人文學傳統，也是失去了愛爾蘭吟唱詩人所生活的原有社會封建制度的傳統社會結構，甚至是代表純愛爾蘭身份血統的凱爾特（Celtic）文化。藉由這兩個地名尤加和凱爾莫，鮑倫巧妙地建立地圖與身份認同的關係。在史實上，尤加這個地方的確曾經在西元一四六三到一四六七年受到英國約克（Yorkist）國王的殖民統治。而凱爾莫因為是屬於愛爾蘭貴族世襲之地，所以象徵著吟唱詩人世界的庇護所，因此從尤加逃至凱爾莫即是象徵逃離英國殖民統治，而回歸到凱爾特文化的依皈。再者，從尤加到凱爾莫的方向是向西方，在愛爾蘭文學傳統上代表著追尋蓋爾人（也就是愛爾蘭人的）的根源。而〈我的國家在黑暗〉這首詩結束在吟唱詩人閉眼睛睡在破爛的床上，眼前浮現地名利默里克（Limerick）和野鵝的影象，亦是有歷史意義的。在第十七世紀，由於天主教詹姆士二世國王和新教威廉國王的戰爭，也是英國殖民者和當地居民的戰爭，造成利默里克這個郡淪陷，訂定「利默里克協約」，此後奠定英國新教在愛爾蘭的強大勢力和削弱愛爾蘭天主教的影響。許多愛爾蘭士兵逃離到法國，而這些逃離到法國的士兵，之後被稱為「野鵝」。因此這兩個意象鮮明地刻劃了英國的殖民侵略造成愛爾蘭領土的喪失和國家身份認同的迷失，呼應了〈殖民地〉的主題。

在僭奪愛爾蘭這塊土地為所屬地圖版圖之後，英國所進行的下一步修辭性策略來實行殖民霸權就是利用階級化，區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階級化的修辭策略是運用西方霸權主義的二元對立的邏輯關係：中央/邊緣，內部/外部，優/劣，主體/客體，自我/其他，人類/自然，男/女，理性/神秘，主/僕。事實上此二元對立的邏輯起源於以人為中心思想的人文主義，排拒自然與神秘的超自然，甚至加以統治。而殖民主義利用此修辭建構其合理性，所以在十六、十七世紀的大英帝國理自認為是宇宙的主宰中心，因此在《殖民地》中，鮑倫反諷地將英國殖民者與「人工」的意象連結，例如是軍港的人工建設，和沿著海港所建造的圍欄，架設在愛爾蘭海上，而愛爾蘭海則是代表愛爾蘭的自然環境，象徵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高壓統治。除了愛爾蘭海外，還有「順從的天空」和「窮蒼天際」都是象徵愛爾蘭。在〈我的國家在黑暗〉中，愛爾蘭也與一些自然意象的「山楂樹」、「雨」相連結，尤其山楂樹帶有勦自然神秘的色彩，因為在凱爾特神話中，女巫會在山楂樹下跳舞並施行法術，因此山楂樹就象徵了凱爾特文化的精神力量。

然而這些自然或超自然的特質，在殖民主義的修辭架構下，是被貶抑為是屬於較為不文明或未開化的低劣地位，屬於被邊緣化的身份，而且是在殖民時期此低劣和邊緣化的特質也藉由空間地理位置彰顯出來，例如在〈殖民地的女兒〉這首詩中，「愛爾蘭田野」或是在〈證明〉中的「煙霧的海岸」，都是屬於在地理上較邊陲的位置，而且是較未開化的地區，象徵愛爾蘭在英國的殖民霸權思想中的地位。舉例來說，事實上，在殖民時期的愛爾蘭，代表愛爾蘭文化的凱爾特語就被視為是粗鄙野蠻的語言，因而遭到禁止使用。而在此詩中的其他地名像是位於都柏林海灣的東南端的「多基島（Dalky Island）」，以及位於利菲河北邊的河堤「北牆（North Wall）」，亦是地理位置呼應了愛爾蘭殖民歷史中的邊緣角色。在史實上，這兩處皆染有殖民色彩。多基島曾是英國皇家特許公司成立實行經濟壓榨殖民之城市。而北牆則是在一七一七年建立以利英國執行殖民計劃，藉由施行戒嚴法禁止愛爾蘭貿易和根除天主教。

此外藉由殖民修辭所產生的空間再現，塑造了一個性別化的地圖：殖民者男性化和被殖民者女性化的二元對立。在鮑倫的詩中，英國的殖民霸權以具有男性陽具象徵特質的意象呈現，例如在〈海港〉的「護衛艦的三十六枝槍」和「滑膛槍」，而在〈我的國家在黑暗〉中「狼」的殘忍獸性的意象亦有暗指英國的殖民行為之意。而愛爾蘭則是以女性形象呈現，例如在〈海港〉的「愛爾蘭海」和在〈疤痕〉中的「安娜利菲河」。由於水是孕育生命之母，因此能代表愛爾蘭為「母國」的身份，同時也將愛爾蘭這個國家女性化，而且安娜利菲河亦是孕育愛爾蘭女兒之母，此外，在〈疤痕〉這首詩中，鮑倫甚至將安娜利菲河擬人化，並且用女性代名詞：「她的輪廓被光線刻劃在老卡萊爾橋上」，此外在鮑倫的詩集《在暴力的時代》中的〈安娜利菲〉甚至描述這條河流的名字起源於凱爾特神話中的女神。

此外，光亮和黑暗意象的鮮明對比亦是屬於殖民霸權主義思想。享有勝利的殖民者代表光明，然而受到殖民高壓統治的愛爾蘭則是處於黑暗時期，充滿了黑暗的意象。在〈海港〉這首詩中，愛爾蘭首都都柏林（Dublin）被描述為一個「影子城市」，暗指受到殖民統治的愛爾蘭人正經歷了國家的黑暗時期，而且失去了國土，似乎愛爾蘭的身份認同是一個像影子般虛無縹緲的存在。在〈我的國家在黑暗〉中，流浪的吟唱詩人就像是一個失去靈魂的遊魂或是像是失去生命的亡魂，不僅是代表愛爾蘭凱爾特文化的隕落，成為一個虛幻的影子，也是代表整個愛爾蘭國家的沉淪。所以吟唱詩人的放逐，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整個文化和國家身份的放逐，而這個結果皆是起因於英國殖民統治，強迫將愛爾蘭文化和身份認同否定和驅除

身份認同遭到否定和排斥，也衍生空間錯置的問題，換句話說，無法在愛爾蘭這塊出生地得到對愛爾蘭的身份認同，因此造成土地不再是身份認同的指標，而是身份失落的指標。在〈殖民地的女兒〉這首詩中，鮑倫將身份失落和土地的關係呈現在從愛爾蘭到英格蘭的旅程。這個從曾被英國殖民的「金斯城（Kingstown）」出發的旅程，象徵性地代表愛爾蘭的身份被驅逐，而愛爾蘭成為一塊「永遠無法進入」之地，也暗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愛爾蘭身份永遠無法被承認。

而這種身份認同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正是後殖民愛爾蘭人的身份認同特質，也是一種修辭策略，推翻身份認同的單一絕對性和純粹性。對鮑倫而言，後殖民的愛爾蘭身份認同並非是殖民霸權主義中二元對立的絕對定義的產物，換言之，經過英國殖民統治之後，由於英國和愛爾蘭文化的融合，愛爾蘭身份已非能夠從單一固定的愛爾蘭這塊土地、文化和語言獲得認同，畢竟英國的文化已成為愛爾蘭社會的一部份，也成為愛爾蘭身份認同的一部份，因此英國與愛爾蘭的二元對立已的分野不復固若磐石，亙古不移，而是具有彈性的，短暫的，流動的，易變的，也是模糊的，矛盾的。所以鮑倫以一些具有曖昧不明的意象，例如是「影子」、「霧」「黃昏」等，來傳達後殖民愛爾蘭身份的複雜性、模糊性與不確定性的特質。

詩人鮑倫將雙重曖昧的愛爾蘭身份認同的問題，除了反映在語言層面上外，亦將語言所呈現矛盾衝擊的身份認同的問題結合了地理上的地方名詞。鮑倫刻意在詩中列出一些染有殖民色彩的地方，具有愛爾蘭語和英語兩個雙重的地名，來傳達愛爾蘭語和英語所造成的身份上雙重矛盾的認同。這些地名包括「多基（Dalkey）」、「基爾特南（Kilternan）」以及「巴拉里（Balally）」。這三個地名原本擁有凱爾特的名字，但經過英國殖民統治之後，被重新命名，所被否認泯滅的凱爾特語地名，代表著受到壓制與排除的愛爾蘭身份，而所強加的英語地名，也就象徵著英國殖民權力下所強加諸於愛爾蘭人民的英國身份，也是一種藉由僭奪、劃定、和佔領區語言空間的殖民過程。也由於一個地名擁有兩個代表過去愛爾蘭和現在英國的身份的名字，也似乎傳達後殖民愛爾蘭人民身份認同的分裂與矛盾。

不過，也由於這種身份認同上的矛盾性、模糊性與分裂性，更證明英國殖民地圖所劃分的二元對立的身份邊界是無法屹立不搖的，並且證明殖民製圖的修辭邏輯並非一致的、合理的，造成英國殖民地圖的分崩離析，當然，殖民地圖的解構最根本的原因也在於愛爾蘭與英國二元對立再現的修辭產生衝突和矛盾。本來英國殖民主義修辭策略為男性父系霸權主義，所代表的是男性優勢權力，是高等文化中心，而愛爾蘭則是以弱勢的女性形象再現，是次等邊緣文化。然而在〈殖民地〉中，鮑倫將此二元對立反轉，粉碎二元對立的疆界，因此英國反而染上女性色彩，例如詩行「軍官們和他們的妻子曾在此地散步」除了暗示英國殖民的軍事侵略行動之外，也暗指英國殖民地圖不再只是一個「透明的空間」，換言之，也就是不再是一個絕對純粹男性的空間，此外，殖民版圖所呈現的英國領土並非是絕對的中心，就像是在這首詩〈殖民地的夢〉中，英國殖民者化身為消失在黃昏的幻影，證明殖民地圖的中心與邊緣二元對立的瓦解，英國不再是地圖上的主體，而成為愛爾蘭所處的客體位置。

在〈殖民地〉中，鮑倫呈現愛爾蘭詩的傳統為一強調性別差異與階級的地圖。愛爾蘭詩的歷史，早自十六世紀的愛爾蘭吟唱詩傳統開始，即是一直以男性詩人為主的版圖。因此在〈我的國家在黑暗中〉這首詩中，鮑倫特別在第一行就描寫吟唱詩的性別為男性，而且鮑倫刻意用重覆在第一段的代名詞「他」以及此外具有男性陽具象徵意象的「劍」來強調愛爾蘭詩的傳統為一父權體系下的產物。此父權體系就像是降臨並壓迫所以愛爾蘭女性詩人身上的黑影，所以鮑倫刻意用影子的意象來象徵吟唱詩人。一方面女性詩人屬於這個傳統，所以鮑倫刻意模擬吟唱詩的敘事詩詩體體材與格律，並且在詩中穿插女性意象，如山楂樹和雨，然而另一方面女性詩人又被排拒於外。所以此代名詞「他」也暗指女性詩人與此父權體系的文學傳統的距離感。而本詩所運用的音調也屬於磨擦音或塞音來強調女性詩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壓迫與身份認同的衝突與矛盾。

對愛爾蘭女性詩人而言，愛爾蘭文學不僅是一張地圖，被銘刻上英國殖民主義，並且也被刻劃著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的殖民行為。就像英國殖民主義，愛爾蘭文學傳統，甚至具體以愛爾蘭詩的傳統為例，本身就是一個加諸於愛爾蘭女性詩人的意識形態霸權系統，迫害並排擠女性詩人在文學傳統的地位。因此詩人鮑倫在其自傳《實際教訓》中提到愛爾蘭詩的傳統為「一個強大的殖民者」。鮑倫認為愛爾蘭詩的傳統，從古至今一直都是由男性詩人主導所繪製出的地圖。因此鮑倫未能在此地圖找到其他愛爾蘭女性詩人以及她的名字。換言之，愛爾蘭文學傳統是另一殖民主義，因此本章節即是探討鮑倫身份認同的觀念如果受到此雙重殖民的影響。而〈殖民地〉這首詩也旨在揭發愛爾蘭男性詩人如何運用將女性意象理想化、簡化，以及去人性化的殖民修辭策略來繪製殖民地圖。事實上文學批評家蘿絲‧艾特菲爾德（Rose Atfield）曾在其文章〈伊凡‧鮑倫詩中的後殖民主義〉曾探討英國殖民主義和愛爾蘭文學傳統對女性內在殖民的關係，不過該作者僅重點著重在愛爾蘭的民族主義，並且過於肯定鮑倫對於後殖民愛爾蘭女性在文學傳統地位和身份認同的重建是一個單一完整性的絕對空間。實際上，鮑倫所勾勒出來的後殖民身份認同是充滿衝突性、矛盾性與複雜性的地理上、文字上、語言上和心理上的版圖。

在〈殖民地〉中，除了用男性的吟唱詩人來代表愛爾蘭男性霸權的吟唱詩傳統之外，鮑倫也利用父親、民族英雄的男雕像的意象來呈現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中排拒否認女性詩人的父權體系。鮑倫在〈影子的城市〉這首詩中描述到站在「前門（Front Gate）」並「釦上外套」的一位父親角色，其實「前門」曾是西元一九一六年愛爾蘭民族運動，也就是復活節起義發生的地點。因此這位父親角色象徵性地代表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父權體系，又由於鮑倫的父親本身為一位擅用語言修辭外交官，暗示著鮑倫雖然身為女性詩人，卻繼續由男性詩人所建構的文學傳統版圖，並且運用殖民者意識型態的修辭，將女性詩人的空間邊緣化並驅逐。此外，在都柏林的歐康乃爾街道上的雕像，其實是為了紀念一九一六復活節起義的民族主義愛國人士和演說家，但是在鮑倫的詩中，卻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象徵，代表著刻板僵化的製圖修辭，尤其這些雕像的材質是包括石材、銅、大理石和花崗岩，都是屬於堅硬材質，暗示愛爾蘭民族主義歷史是一個嚴峻的、固化的，且故步自封閉的空間。再者，這些雕像都是屬於被神化般的圖像，變成是將愛爾蘭民族英雄圖像化、理想化為如偶像崇拜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