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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居住的悲傷〉主要強調運用語言命名的能力已成為父權愛爾蘭民族主義詩的工具來建立擴展殖民女性的地圖。「命名」其實不僅是要了解一個地方，更是對一個空間或地理環境控制殖民的手段。鮑倫在其自傳中提出詩裡面的意象其實亦是一種「命名法」，因為這些詩出現的意象皆是給予特定某物身份，也就是一種任意命名的行為。因此，透過語言，男性詩人任意將女性命名為凱撒琳或海柏妮雅等國家象徵或繆思，也就是對女性這塊性別空間的殖民，真實的女性則被邊緣化和驅逐。所以鮑倫稱呼語言為「可居住的悲傷」，語言將真相改變，造成女性的歷史真相逐漸遺失，因此鮑倫找不到其名字在愛爾蘭文學歷史，換言之就是其文學地位是受到否定與殖民，也因此鮑倫一直認為「女性」和「詩人」在父權傳統認知上是分開的兩個措辭也是兩個分開的經驗，兩者之間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就如同是由荊棘和泥所建構的障礙，阻止女性詩進入封閉的父權文學傳統中。
此外，這道鴻溝亦可指歷史和過去的分歧。在鮑倫所寫的文章〈殖民地的女兒〉中，鮑倫定義「歷史」為官方的版本，也就是將過去史實改變的詮釋；而「過去」則是非官方版本，亦即是對於不可改變的實際狀況或經驗的記錄。 對鮑倫而言，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所呈現的女性是受到篡改和扭曲，所以即是「歷史」，鮑倫以這些花崗岩所建造的民族英雄的雕像諷喻民族主義傳統的歷史，也就是一九一六復活節起義，因為雕像是模擬真人所塑造，但卻失去真實的生命，就如同男性詩人所呈現的女性意象，因此「歷史」是對於「過去」模擬的版本，但在無盡的模擬再現的過程中，女性真相已是失去的土地。
而女性詩人在文學父權的傳統受到驅逐和否認在〈殖民地〉中除了顯示在空間上的意象，也顯示在身體相關的意象。在〈殖民地〉中,鮑倫刻意將愛爾蘭文學傳統和疤痕和傷口的意象連結以突顯詩和身體的關係。在其自傳中，鮑倫曾提出詩為「一塊感覺感官知覺的土地」，由詩人刻寫上真實感官知覺的經驗。然而男性詩人所創作的民族愛國詩卻剝奪女性的真實感官經驗，因此鮑倫認為詩成為充滿女性感官知覺和靈魂皆受傷的文字領土，承載了歷史的傷口，即使鮑倫嘗試用其詩的語言力量使傷口癒合，但是傷口的疤痕卻永不能抹滅，永遠記錄女性歷史的傷與痛，因此鮑倫提出「假如殖民地是一個傷口，有什麼能治療此傷口呢？」尤其對後殖民的愛爾蘭女詩人而言，所遭受的傷害更是雙重的，因此疤痕的造成亦是雙重的。第一次傷痕是來自於英國殖民在語言方面的傷害，由於鮑倫自五歲起在倫敦受教育，身為愛爾蘭人，卻因此失去說愛爾蘭語的能力，造成第一層的傷害與傷痕。第二層的傷痕是由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物化女性意象和否認女詩人的地位所造成，因此在〈可以居住的悲傷〉這首詩中，鮑倫將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譬喻為「一片玻璃」，割傷她的頭，成為一個身體上不可磨滅的「紀念品」，刻劃著父權文學制度永恆的傷害。
在〈可居住的悲哀〉這首詩中，鮑倫刻意提到其身份為一位在英格蘭的愛爾蘭人，暗示愛爾蘭文學傳統不僅限於愛爾蘭語言的文學，也包括以英語語言創作的文學，所以愛爾蘭文學雙重傳統結合殖民與被殖民者的語言，同樣的，也結合男性與女性性別，
而女性詩人身份認同的危機也反映在〈殖民地〉中所呈現的身份認同的破碎性。〈殖民地〉中許多支離破碎的意象中，像是玻璃碎片或是多重的鏡像，反射出不同的影像，一個完整的自我認同身份被粉碎為不同零碎、不真實的假象，暗指女性的詩人被瓦解為支離破碎的身份，可能是一象徵國家的女神或老婦，成為男性詩人所寫的詩中的裝飾品，就像在〈鏡像〉這首詩所呈現的支離破碎的意象，不論是女頭、胸針、煙灰缸、沼澤橡樹等所象徵的虛假或扭曲的女性意象，都是愛爾蘭父權文學傳統所反射的多重分離的幻象，而女詩人的真正身份卻停留在無名、無聲，以及無地位的黑暗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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