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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中，除了用男性的吟唱詩人來代表愛爾蘭男性霸權的吟唱詩傳統之外，鮑倫也利用父親、民族英雄的男雕像的意象來呈現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中排拒否認女性詩人的父權體系。鮑倫在〈影子的城市〉這首詩中描述到站在「前門（Front Gate）」並「釦上外套」的一位父親角色，其實「前門」曾是西元一九一六年愛爾蘭民族運動，也就是復活節起義發生的地點。因此這位父親角色象徵性地代表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父權體系，又由於鮑倫的父親本身為一位擅用語言修辭外交官，暗示著鮑倫雖然身為女性詩人，卻繼續由男性詩人所建構的文學傳統版圖，並且運用殖民者意識型態的修辭，將女性詩人的空間邊緣化並驅逐。此外，在都柏林的歐康乃爾街道上的雕像，其實是為了紀念一九一六復活節起義的民族主義愛國人士和演說家，但是在鮑倫的詩中，卻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文學傳統的象徵，代表著刻板僵化的製圖修辭，尤其這些雕像的材質是包括石材、銅、大理石和花崗岩，都是屬於堅硬材質，暗示愛爾蘭民族主義歷史是一個嚴峻的、固化的，且故步自封閉的空間。再者，這些雕像都是屬於被神化般的圖像，變成是將愛爾蘭民族英雄圖像化、理想化為如偶像崇拜象徵。
鮑倫刻意用這些一九一六起義中犧牲的愛國人士和演說家的紀念雕像來象徵愛爾蘭民族詩傳統，是因為在民族詩中，愛爾蘭女性詩人被圖像化為無生命的國家象徵物體，在此物化的過程中，女性詩人的過去歷史遭到否認、抹煞、和扭曲，成為一種修辭手段來達到民族詩人的政治目的，一方面女性被國家化為崇拜的對象，但卻另一方面否定了女性的真實生活經驗，以及抹煞女性創作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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