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於愛爾蘭的當代女詩人伊凡、鮑倫，以愛爾蘭歷史為背景，在其詩〈殖民地〉中，呈現後殖民愛爾蘭女詩人所經歷複雜而矛盾的身份認同問題。對於伊凡、鮑倫而言，後殖民愛爾蘭女詩人的身份認同是矛盾而複雜的原因有二。第一，就國家身份定位而言，由於愛爾蘭曾於西元一六零一年到一九二一年受到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受到英國的語言與文化的影響，因此愛爾蘭人民的國家身份定義不再只是單純的愛爾蘭身份，尤其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期間，成為英國殖民屬地的愛爾蘭人民，愛爾蘭的國家身份認同遭到壓迫和否認，在面臨必須強制接受心理層面上排拒英國國民身份的情況下，產生國家身份認同的問題。也因為愛爾蘭語言受到壓制，英語在殖民地廣泛強制推行使用，造成愛爾蘭語日趨式微，因此說著英語的愛爾蘭人的身份認同更是充滿衝突與矛盾，因為語言通常代表個人的國籍身份，因此一旦喪失該國的語言，也代表失去了國家身份的認同。詩人伊凡、鮑倫雖然並無親身經歷英國的殖民統治，但是因為父親為外交官，自幼就隨著父親搬到倫敦受英國教育，使得伊凡、鮑倫喪失說愛爾蘭語的能力，所以產生在心理層面上國家身份認同上的矛盾：身為愛爾蘭人，卻不會說愛爾蘭，諷刺的是，而是說著曾是殖民國家的語言。
語言造成國家身份認同的問題，也間接影響到愛爾蘭文化身份的認同。由於英國的殖民，造成愛爾蘭文學的傳統，是由英語和愛爾蘭語兩種語言所組成，呈現矛盾的雙重文化身份融合的傳統。由於詩人伊凡、鮑倫是以英語創作，所以就這語言層面而言，伊凡、鮑倫應能歸屬於愛爾蘭文學傳統，而擁有愛爾蘭詩人的身份認同。然而，因為愛爾蘭文學傳統一直以來，都是以男性詩人為主的父系制度，忽略了女性愛爾蘭詩人在文學歷史的地位與貢獻，因此，伊凡、鮑倫認為其文化身份因性別的差異問題而受到否定與壓制。事實上，愛爾蘭文歷史傳統，不論自前殖民時代的凱爾特(Celtic)民族的遊唱詩人，殖民時期的民族主義愛國詩人，文藝復興詩人，甚至到後殖民時代的詩人，都是以男性為主導的地位和價值，最經典代表愛爾蘭文學的父權制度系統的作品就是在席門思•迪恩所編撰的《田野研究愛爾蘭文學作品選集》，在這本文學歷史中，清一色全都是男性作家，而無任何女性作家的芳名。對鮑倫而言，女性詩人在愛爾蘭文學歷史地位遭到否定與輕蔑，其實也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受到父權制度所殖民。鮑倫在〈殖民地〉中所呈現的的後殖民主義，不僅是談論愛爾蘭人民在獨立之後國籍身份認同問題，並且更進一步以心理層面和意識形態上探討女性詩人在受到雙重殖民的情況下，產生國籍和文化身份認同上的矛盾與衝突。
而〈殖民地〉所勾勒出來的愛爾蘭後殖民主義是建構在地圖製造的概念上。對鮑倫而言，加諸於愛爾蘭女性詩人身上的雙重殖民，是一種隱喻層面上製造地圖的行為，因為英國的侵佔愛爾蘭國土來擴充地圖的殖民行為，和愛爾蘭文學父權傳統的霸權殖民女性地位，都是不僅實質上佔領一塊領土，也在意識形態上僭奪身份，畢竟，土地往往是一個人或國家身份認同的傳統象徵。在鮑倫的早期的詩集《在暴力的時代》中的〈狹隘的製圖學〉，就已探討愛爾蘭男性詩人對女性詩人殖民的製圖科學，無異就是英國對愛爾蘭殖民擴張版圖，其實兩者都是建構在狹隘的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的修辭上，而這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架，忽略了真實的生活經驗，將女性詩人邊緣化，甚至將女性詩人的地位逐出文學歷史的版圖。尤其在愛爾蘭文學傳統中的民族主義，將國家以女性物化為國家象徵符號，或者將女性理想化為海倫女神，或者醜化為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凱瑟琳，完全忽略了女性真實的社會角色，以及所遭受的現實生活經驗。這首詩〈狹隘的製圖學〉諷喻在西元一八四七年的愛爾蘭大饑荒，許多女性餓死在街道，或者遭受喪子之痛，但在男性民族愛國詩人的筆下被抹煞。此外，對於女性詩人真實的作家身份，加以否定與扭曲為物化的國家象徵符號。
透過這本詩集《失去的國土》，鮑倫所要傳達的，也就是〈狹隘的製圖學〉中的英國殖民和愛爾蘭男性詩人後殖民繪製地圖的意識形態，而此意識形態是利用二元對立的修辭，刻意劃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差異，造成被殖民者不僅是在實質地喪失愛爾蘭土地，而且也同時沉淪在語言、歷史，和文學傳統上身份的迷失。
而此意識形態的地圖繪製，在殖民主義的操縱下，產生修辭策略來蠶食鯨吞被殖民者的領土。根據葛萊姆•哈根的文章〈去殖民地圖：後殖民主義，後結構主義，和地圖製造關係〉，地圖繪製其實是一種殖民主義的修辭策略，將空間「複製改寫」、「圈地」和「階級化」（115），而重新打造的地圖空間，呈現西方霸權版本的虛假的現實世界。以鮑倫的觀點而言，愛爾蘭男性民族主義詩人將女性國家化、理想化，以及去人性化的修辭策略，皆是屬於繪製殖民地圖的手段。
為了解構殖民者所繪製的版圖，鮑倫在〈殖民地〉中，藉由呈現不存在、缺失和片段的詩學意象來揭發愛爾蘭後殖民地圖的缺點和謬誤。這些破綻和謬誤成為鮑倫重新為愛爾蘭女性詩人以及自己在文學歷史版圖上找到地位的契機。然而，在鮑倫粉碎舊有的殖民地圖同時，卻因鮑倫在〈殖民地〉中不斷地重現對父權文學傳統的歷史地位的排拒與眷戀，以及堅持在父權文學傳統中找到自我的定位，似乎間接再否定愛爾蘭女性文學歷史地位的存在，這樣的否定，其實也是一種「內部的殖民」，換句話說，可說是女性對女性的殖民。因此，本篇論文的論點在於〈殖民地〉這首詩討論後殖民的愛爾蘭就像一張羊皮紙，被重覆繪製了三張殖民地圖，一張是從1612年到1921年由英國所製，接下來再由愛爾蘭民族男性詩人所繪，最後一張則由鮑倫自己本身所建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