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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liners
作者Author  /  James  Joyce  詹姆士.喬伊斯

都柏林人》的寫作風格

 

提供者:莊坤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導讀全文及《Dubliners》新版譯文請見:

莊坤良譯,《都柏林人》。台北:聯經,2009年。

 

喬伊斯的作品,號稱是現代主義的經典。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寫作技法是所謂的「靈光乍現」(epiphany)。這種手法在小說中一再重複出現,變成了一個喬式的商標。喬伊斯在《史蒂芬英雄》一書中,給這個文學表現方式下了一個定義:「所謂靈光乍現是指一種突然的性靈顯現,不論它是以粗俗的語言形式或身體姿勢,或以一段永誌難忘的心靈感受方式出現。他相信寫文章的人以戒慎恐懼的心情紀錄這些現象,因為他看見自己就是這些纖細、飄忽的瞬間感受的具體顯現。」(Stephen Hero 188)。

換句話說,人們以本能從簡單的事件裡去捕捉深刻的意義。透過這種事物意義的瞬間顯現,人們照見自己存在的本質。喬伊斯奉行此一法則,將之轉換為寫作技巧。例如,〈阿拉比〉的最後一節,小男孩懷抱愛的想像,但到達市集時,發現燈光已經暗了一半,他聆聽錢幣掉落在托盤的聲音,和女店員與男顧客打情罵俏的粗俗言語,頓覺「憤怒與羞愧」,淚光不禁盈眶。這個靈光乍現的時刻,總結小男孩的成長與幻滅。〈賽車之後〉的最後一句話,「各位先生,天亮了!」也同樣是靈光乍現,喚醒了醉夢中的吉米,去面對殘酷的現實。或〈伊芙琳〉的結尾,女主角掙扎於責任與自由,親情與愛情之間,最後一刻沒上船跟法蘭克私奔,她「漠然,無動於衷,猶如一頭無助的野獸。眼眸裡裡沒有一絲愛戀或告別或曾經相識的神情」。或〈護花使者〉最後一節,柯利伸出一隻手,放在路燈下,掌心上一枚金幣,閃閃發亮。這個靈光乍現的一刻,透露出護花使者騙財騙色醜陋的真面貌。最後,〈死者〉的最後一幕雪景,賈伯瑞對真愛與慾望,死亡與再生的領悟,在一片白雪中,超脫了世俗生命與國族爭議的困局。

喬伊斯聲稱要以「明辨是非的刻薄」手法來描寫都柏林。這種手法,挑戰道德禁忌,或批判愛爾蘭人的倫理價值扭曲,或剖析國人的殖民認同錯亂。由於過於直接辛辣,連出版商都不敢出版,以免惹上麻煩。例如,〈護花使者〉裡,代表愛爾蘭男性的柯利與雷尼漢,竟然以壓榨自己的同胞女性為榮。或〈寄宿之家〉裡的母女,共謀設計將愛爾蘭男子,逼入婚姻的牢籠。或〈對比〉裡的華林頓,在辦公室與酒館受氣,只能回家打小孩出氣。〈一抹微雲〉裡,在歐洲得意的愛爾蘭知識青年高樂賀,卻是個崇拜金錢與女人的庸俗人物;被困在家庭牢籠的錢德樂,反而有志難伸。〈憾事一樁〉裡,男主人翁的性別傾向使他被逐出「生命的饗宴」,但女主角與他有愛慕之情,最後因酗酒而被車撞死。〈死者〉裡,賈伯瑞被艾佛斯小姐批評不愛鄉土,不說母語,不認同自己的國家。從道德的墮落到國家認同的分歧,喬伊斯以諷喻手法,無情地刻畫自己摯愛的祖國同胞,也因此使得這本短篇小說集的出版之路,坎坷艱辛。

喬伊斯文學才情高,擅長文體實驗。他喜歡玩弄文字遊戲。他擅長用矛盾修飾法來表達一個模稜兩可的情緒或心態。例如,在〈寄宿之家〉裡,他以 “wise innocence”(刻意的天真)來描寫波麗的早熟世故;以 “a little perverse madonna” (一位假惺惺的小聖母)來直陳波麗的風騷放蕩。在〈賽車之後〉,則以「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gratefully oppressed)來批鬥愛爾蘭人被扭曲的殖民價值觀。在〈艾芙琳〉裡,他說被愛戀沖昏頭的奚爾小姐,聽水手唱歌時,總有一種「愉悅中摻雜著迷惑的感覺」(pleasantly confused)。在〈一抹微雲〉裡,高樂賀說都柏林是 “dear dirty Dublin”,又親愛,又骯髒,表達對自己生長地方的愛恨交加。

除了寫實的白描手法外,喬伊斯也擅長象徵表現。例如,在〈憾事一樁〉裡,希尼可太太跨越火車鐵軌(cross the line),死於車禍,即可暗示她「跨越」了家庭倫理與男女關係的警戒線,以致於釀成悲劇。在〈會議室裡的長春藤日〉裡,皇家交易所選區(Royal Exchange)也暗指愛爾蘭的無冕王巴奈爾與英王愛德華互換位子,但愛爾蘭人原諒愛德華的婚外情,卻把同樣情境下的巴奈爾逼入死地。〈母親〉裡伯克先生所依靠的那把道德的保護傘,象徵男性的陽具本質是虛張聲勢的一把傘,撐開後滿漲成圓,但本質卻是空心的。在〈憾事一樁〉裡,達菲先生的書架上層擺放宗教書籍,下層放浪漫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集,書桌上則有一張抗憂鬱的成藥廣告。這也是喬伊斯特殊的手法,以書表人,人如其書。達菲身心分離,表面上生活嚴肅冷然,其實內心裡頭浪漫慾望蠢蠢欲動。他離群索居的自我疏離,正是一種感情的壓抑,必須靠抗憂鬱藥劑來舒緩。或〈死者〉裡,葛瑞塔的一雙馬靴,一隻站立,一隻倒下。也象徵兩人不同調,同床異夢。〈邂逅〉裡,逃學的小男生想到「鴿舍」(Pigeon House)去玩,但是卻到不了目的地即被迫折回。鴿舍其實是都柏林的發電廠,到不了電力的中心,象徵一種缺少動力的麻痺。此外,放飛的鴿子,也必然不能遠離,只能回家,更是象徵都柏林人無法逃離困境的宿命。另一個有趣的象徵技法在〈恩典〉。主人翁柯南可能因欠錢不還,被債主打傷,小說開場,就看見他從樓梯上滾下來,跌得不省人事,滿口血漬,咬掉一小截舌頭。這當然是暗指他欠債在先,有口難言。

喬伊斯的短篇還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小說的第一句話或第一段話,經常暗示了整篇小說的基調,甚至於預告小說的結局,彷彿小說文本的本身,都只是開頭一句話的註腳而已。例如〈兩姊妹〉開頭第一句話就說:「這次沒救了」。當然中風三次,不論是在肉體上或精神上,都是麻痺沒救了。小說結局,艾莉莎說,「他真的是出了問題」,算是替福林神父蓋棺論定。〈阿拉比〉開頭就明說這是一條死巷。死巷當然不通,當然也暗示小男孩的愛的朝聖之旅,注定要以幻滅收場。〈伊芙琳〉的第一段最後一句話就說,她累了。疲倦的身體與心靈,當然也是一種麻痺的表徵,自然也預告伊芙琳面臨出走的抉擇時,瞻前顧後,猶疑不決,無法採取行動。〈賽車之後〉第一段也說「感激不盡的受壓迫者」,言簡意賅,點明吉米的心態。〈長春藤日〉裡,第一段描述一群人在冬天裡圍著一盆小火取暖。這小火當然無法再次催化愛爾蘭自治的熱情,火浴鳳凰,自然成了不可能的任務。〈恩典〉一開始就安排柯南從樓梯滾下來,咬斷一節舌頭。並且說他真的站不起來了。小說結局只見神父與信眾,共同沈溺在物質世界裡,救贖只是商業的買賣而已。

喬伊斯到底以怎樣的態度來描寫都柏林人?是同情?還是嘲諷?但文本中某些片段對掙扎於困境中的弱勢同胞,卻又展現了一種理解的同情。Donald Torchiana就說喬伊斯具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才能,他的文字出入於悲劇和喜劇之間,游移於惡毒和濫情之際,擺盪在同情與嘲諷之間(14)。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喬伊斯對自己至愛的家園與國人,有著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他不願隨波逐流,因此下筆時,對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有時候,帶著同情的介入,有時候維持一種諷喻的疏離姿態。更多的時候,欲言又止,在文本裡留下空白,供讀者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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