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虹著。《在百貨公司遇見狼》。台北：聯合文學，2002。

Ⅰ. 聽覺潛意識與幻聽妄想

Ⅱ. 鈴聲、召喚與漏接焦慮

Ⅲ. 功能嬉的非物質性拜物

Ⅳ. 手機上身的物質性拜物

在〈後現代(台灣)奇機：手機召喚、幻聽妄想與商品拜物〉此篇論文，張小虹探討在科技時尚商品主導的新世界，手機可能為(台灣)後現代感官結構帶來的微妙轉變。此篇論文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探討手機所造成的：(一) 聽覺潛意識與幻聽妄想；(二) 鈴聲、召喚與漏接焦慮；(三)「功能嬉」的非物質性拜物；以及(四)手機上身的物質性拜物。

在電信開放民營的第一年，台灣就成為全球手機用戶數成長率第一的地區，台灣手機普及率的速度也一再刷新世界紀錄。「手機已成功結合併轉換了人類的工作習慣、休閑娛樂、互動行為和感知模式，成為最炙手可熱的時尚概念科技商品。」張小虹認為，在台灣，手機所標榜的無疆界快速流動與數位行動能力，不僅反應了台灣經濟勞動力的全面開發與過度剝削，也構連了台灣家族親友緊密頻繁的人際網路，同時似乎也在潛意識上大大滿足了台灣在國際定位與外交困境上的「幽閉恐懼症」(claustrophobia)，得以在社會文化的集體想像上，以進步時髦之姿漫遊國際。

手機象徵新科技、新技術、新觀念；不過在台灣電視節目興起「靈異風」後，卻成了用來接合科學與迷信、陽界與陰界的道具。張小虹認為，『手機鬧鬼』的節目，正是懼怕聲音以及恐懼聲音的複製、傳輸與再現等情緒的「壓抑返回」(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與「真實返回」(the return of the real)。每次當我們接聽手機時，本能的要先確認對方是誰(who)、發話地點為何(where)，是否就已透露對聲音「無身之聲」(no-body and no-where)的恐懼？

張小虹首先介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一文中將精神分析的潛意識觀念帶入電影視覺革命的討論，因而發展出「光學潛意識」(the optical unconscious)的理論。於是她提議我們也應建立有關「聽覺潛意識」的論述，才能更有效地探討手機文化如何造成後現代主體感官上的轉變。

張小虹以佛洛伊德的「超我」(the superego)理論來解釋身體感官與主體形塑的關係。「超我」與「自我」(the ego)、「本我」(the id)三足鼎立，被當成一種內化的道德聲音，時時威脅恐嚇我們心理的平衡。它不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無法確定發話人(who)與地點(where)，卻又如無身之聲在我們耳邊低語、腦中作響。「超我」的聲音之所以恐怖，正在於其不確定性：是意識還是潛意識的聲音？是自我還是他者的聲音？是禁制還是縱慾的聲音？是真實還是虛幻的聲音？張小虹試著將「超我」無身之聲的結構與精神病患者所產生的幻聽徵狀做連結，認為正常人與精神病患兩者所產生的幻聽妄想，只有程度上而無結構上的差異。

張小虹說我們可以將「幻聽妄想」去精神病化，並將其視為主體在聲音上的建構模式：「我幻聽故我在」，亦即把幻聽視為主體將大他者(the Other)的聲音納入主體建構的一種基本模式。如同奚爾曼(kaja Silverman)的「聽鏡」(acoustic mirror)一詞所揭示：聽見自己的聲音，或聽見他者的聲音，便是形構自己主體性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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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張小虹說，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嘗試，把對手機鈴聲幻聽妄想的討論，暫時脫離精神分析的領域，而拉到一個類似「超我」聲音的主體意識形構中省視。張小虹在此引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召喚」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傳呼」兩個概念，假設性地提出「我們可不可以把「傳呼」(the call)去宗教化、去意識形態化，而直接將其再字義化成手機傳呼，把手機當成「召喚」後現代主體建構過程中的物質性儀式？」這麼一來，手機鈴聲響起–「喂」、「我就是」，不就說明了我們經由他者的電話召喚而存在，而且這種召喚並非一勞永逸，必須每天儀式性地重複踐履。

張小虹認為，他者的召喚不再只是一通電話傳呼而已，同時也象徵著我被人際網路的收納或排拒，見證我受到歡迎或遭冷落，甚至決定了我的存在或不存在。所以現代人變得戰戰兢兢，怕不被召喚，怕漏聽鈴聲、怕漏接電話而錯過了世界或被世界錯過。手機讓我們的存在(或多或少)成了一種「待機」狀態，隨時隨地stand by。

過去精神分析告訴我們，打手槍會產生「閹割焦慮」，張小虹則臆測，難不成打手機也讓我們產生了相當嚴重的「漏接焦慮」。如果「閹割焦慮」讓主體順利成功地進入象徵秩序，那麼「漏接焦慮」不也讓主體順利成功地進入人際通訊網路。不過張小虹也猜測，後現代手機主體付出的慘痛代價之一，該不會正是我們對手機鈴聲產生的幻聽妄想以及伴隨而來的各種聽覺失序徵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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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的這一部分，張小虹試著探討「無身之聲」的聲音如何「附身」於手機？手機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具象與抽像的弔詭為何？而此可能的弔詭又與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拜物理論有何關連？

首先張小虹例舉了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談論的「商品拜物」(commodity fetishism)時所舉的第一個例子：會跳舞的桌子。這個會跳舞的桌子點出馬克思「商品拜物」中「非物質性拜物」與「物質性拜物」的弔詭/吊鬼。那會跳舞的手機又如何幫助我們瞭解後現代科技商品的拜物機制呢？

讓我們先把跳舞機以及其他類似時尚概念的「功能嬉」手機，放在「商品拜物」中的「非物質性拜物」系統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有一套屬於手機「功能嬉」的抽像符號系統被建立，例如：高速傳輸、聲控撥號、聽聲辨人、免持聽筒…等等。而此抽像符號系統的汰舊換新，不在於使用方式與耗損狀態，而在於「流行時尚」(fashion)此概念自現代以降就不斷標示且不斷加速進行「推陳出新」。張小虹認為，後現代商品拜物的「功能嬉」，與其說是符號的使用功能化，不如說是使用功能的徹底符號化，手機的「功能嬉」遂成為科技進化與時尚現代性結合的最佳表現。

接著張小虹說，對法國當代理論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而言，後現代消費市場中的個性化訴求，正是「我消費故我不在」的最佳證明，徹底將個人主體轉化為符碼。所以說，雖然手機論述透過造型美學與廣告文宣，似乎形成了一種表面上的二元對立，但在商品拜物的符號消費系統裡，都面臨被抽像化與被符號化的相同命運，踐履了所謂布希亞式的預言－「消費的主體是符號的秩序 (The subject of consumption is the order of sig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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