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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著。〈帝國之眼─南進論述的次帝國文化想像〉。《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台北：行人，2007。頁1-96。

任職台灣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任資深客座研究員、韓國延世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著有《帝國之眼》（2003；漢城，韓文版）、《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主逃逸路線》(1992)；編有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1996與David Morley合編)、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998)、《Partha Chatterjee 講座: 發現政治社會：國家暴力、現代性與後殖民民主》(2000)、《文化研究在台灣》(2000)、《後東亞論述》(2006，與白永瑞、孫歌合編，東京，日文版）。他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的成員，台灣文化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期刊及書系的執行主編。

〈帝國之眼〉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南向專題為文本分析的對象。作者認為台灣對於日本殖民主義的去殖民反思工作在戰後並沒有發生，以至於有妒恨政治與出頭天主義，並以東南亞為南進想像的具體實踐區域。

陳光興認為台灣會有南進的專題其實是因為台灣在戰後沒有完成去殖民的反思工作，因而透過1930年代的日本南進想像為歷史基礎形成台灣「次帝國」的慾望形構。

陳光興認為後殖民論述不僅模糊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新殖民結構的面貌，為原先強勢的殖民主體脫罪，且有可能成為全球霸權秩序重組的先頭理論部隊。陳光興也引用湯姆林森(Tomlinson)的《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的結論篇章〈從帝國主義到全球化〉和兩位學者Miyoshi和Dirlik的學術著作對後殖民論述的批判作為立論佐證的依據。在這個批判脈絡之下，我們得知後殖民論述忽略了多國或跨國公司所形成的新帝國主義的新殖民結構[ii]。

如何面對這樣的新殖民結構？陳光興認為法農(Fanon)的分析裡隱約提出面對第三世界共同結構性經驗的理論模型：殖民→去殖民→新殖民/再殖民/內部殖民，納入新殖民資本主義的運動過程。所以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場不僅在於抨擊「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同時也必須跨出國族主義的限制，突顯出「第三世界」內部的多重宰制結構及關係、第三世界的「內部」層級式分化，以及新興的第三世界「次」帝國主義。

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南進論述」中可以看到帝國意識、帝國主義意識型態和帝國慾望相當「坦承」的呈現，因此主體性是陳光興在本章的分析焦點。在帝國的形成中，文化論述扮演著積極的接合作用，替權力集團的帝國形構提供「理論」基礎。

但這理論的基礎從何而來？陳光興以薩依德(Edward Said)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指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絕非只是簡單的資本積累與資源及領土的奪取，而必然有強大意識型態的支撐與驅動(Said，1993:9)。陳光興整理出薩氏的三個重點：一、帝國主義的形成必須有文化論述/意識形態的支撐；二、帝國主體得依靠它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位置才能自我界定，找到認同；三、帝國主義所建構的文化想像往往形塑著被殖民者的視野。

陳光興在這段落中提出的問題是：「南進論述」的文化政治、意識型態意涵到底是什麼？「南進論述」是怎麼操作的？它的論述形式、內容及方向是什麼？它展現了什麼樣的意識型態結構？作為一種文化想像，它的來源是什麼？而他的策略便是把分析的核心放在文化想像層次，視意識型態為「再現系統」，透過「南進論述」的分析，來展現國族─國家與次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勾連。

陳光興認為編者開宗明義指出〈南向〉專輯在雙李對應/呼應結構中所盤據的戰略位置：政經vs.文化，現在政策vs.歷史淵源，這裡的思考形態當然不是二元對立，而是陰陽邏輯式的兩極互補。這裡要說清楚的是：國家機器(「南進」政策)、學術研究方向(走向「東南亞」)與文化生產(「南向專輯」)，三者之間是「論述空間」結構上的「呼應」關係，必須從論述的形式、內容及走向，才能聯結出「知識/權力」複合體的意識圖像。

在〈凝視低緯度：台灣與「東南亞運動」〉一文中，陳光興指出楊長鎮以自然地理學為基礎把台灣放在屬於「原來的」黑潮文化圈。透過「自然化」「台灣」「原本」的歸屬(黑潮文化圈)建立起一組對立/對應關係：自然vs.人為，原本vs.後來，東南亞vs.中國，台灣身分的認定也就是在這一串符號鏈的運轉中，透過不斷的對立，建構出本身符號的認同位置。而劉克襄在〈一條消失的線〉中企圖找回19世紀生物地理學發現的華勒斯線，這條線串連了台灣和東南亞的密切關係。在劉克襄的論述裡，展現了相當有趣的知識與權力，學術與帝國的緊密關係。

〈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為「南向專輯」的整體企劃提供了以台灣為中心書寫「台灣史」的線性歷史縱深，在楊長鎮與劉克襄以自然為基礎的「南進論述」之外，開展出「歷史」的可能性。且陳光興認為「吳密察」這個符號同時權威化了這篇文章在「學術」上的重要性，它代表了社會空間裡極具象徵意義的學術發言位置：台灣史專家。

楊波〈神秘的華人〉以第一人稱的敘事形式出現，從旅遊經驗回到童年記憶，將台灣與南洋勾連起來。透過作者柔暖的筆調，個人主觀性的聲音被擴大上昇成集體的精神分析投射，相當有選擇性地建構了「人民記憶」，以情感記憶置換了歷史的大敘述，更強而有力將主體、資本、帝國與性(別)串連成認同的位置。

〈從中國的邊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歷史〉在楊照的建構中，他使「台灣究竟應該屬於中國(西進)、或者屬於南洋(南進)」的選擇。陳光興認為此「回歸」到後者的選擇是楊照的「文化建構」，也把回歸的建構訴諸「集體心理的共同產物」，但效果上他的論述正是在打造這種集體心理。從西進到南進的二選一的二元對立邏輯，而在意識型態/欲望層次操作的邏輯結構，正是統vs.獨的鏡象二元論，絕非「左派」觀點。

楊照的另一篇探討本土左派的文章〈一個本土左派世界觀的嘗試〉，對他來說左派是一種「拿來」主義：「也許長期批判、監督資本秩序的左派觀點，很值得我們拿來左為嘗試與世界聯絡的新起點」(楊照，1993：15) 。所以左派只是拿來用的，隨時可以因應狀況的改變而丟掉，這也部分解釋了「本土左派」會與本土主流右派攜手合作的原因。

陳光興指出從國族主義自我中心的意識型態的結構，也就更能解釋「本土左/右派」亟於建立新國家的理念及慾望，才會拋棄「左派」去與「南進」的「國家政策」相呼應。

陳光興提醒我們的是，不以階級、性別及弱勢族群觀點來思考、建構台灣國族主義，卻單一地以族群、民族做為前提，是漢人男性資產階級論者的一大盲點，一旦以族群、民族主軸，所有的思辨、論證就變成「單向思維」，其他的軸線完全變成主線進行的輔助，甚至完全消失。

陳光興進一步指出統治階級所主導的中國民族主義，為維持其政治合法性，將「中共」(共匪)建構成團結內部一致對外的敵人，「反共」也就成為「基本國策」，成為主流意識型態「共識」，美日帝國主義就不再是民族主義反抗的對象。

陳光興在此援引陳傳興1994年發表在《中國時報》的文章〈種族論述與階級書寫〉當中的一段，「蔣氏集團在戰後所營造的大中國沙文主義替台灣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禍害，透過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教育、媒體……)強加至台灣社會沒有根基的黨國文化，以法西斯式的灌輸方式來改變台灣現代性的形構」。

陳光興認為文化論述作為台灣次帝國的眼睛來觀望「世界」，為「南進」建構新的「世界觀」，其實是透過就帝國的眼睛來張望周遭。次帝國與舊帝國觀景角度一致，尤其是舊帝國所繪製的那張地圖體現在帝國之眼所建構的文化想像中，而這雙眼睛在歷史動態過程中沉澱、內化，在六十年後的1990年代，才又再度赤裸裸地在次帝國的雙眼中呈現。

陳光興認為支撐台灣次帝國的「南進論述」是由三條交織的主軸共同形成的大型方案─國族營造(nation-building)、國家機器(再)打造(state-[re]making)、次帝國形造(empire-forming)。這個三位一體霸權政治的接合主體是父權漢人福佬沙文主義的國族資產階級。

陳光興提出「破國家」的文化想像。「破」的意義在於(1)破除國族想像的僵硬線條，(2)打破國族必然優先性的迷思，(3)國族之後的想像空間是一群「破爛」的國族，由被壓抑的社會主體顛覆既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族/國家後所建構出的跨疆界社會國族。這些「破國」都不以國家機器的搶奪為依歸，所以是「沒有國族主義的國」。也只有在這些破國之間交叉串連的接合政治過程中，資本主義階級結構、父權體制、異性戀體制、種族沙文主義，才可能被徹底打破。

陳光興最後總結，台灣次帝國欲望得以形成的意識型態基礎在於：去殖民的全面性反思根本沒有運轉，才會承續帝國主義的文化想像。歷史的重寫、地圖的重劃是建構第三世界國族主義想像的重要策略(Anderson，1991：163-185)，但陳光興認為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的批判性論述(包括文化研究)無需從國族—國家機器的平行位置來重寫歷史、重劃地圖，從階級、性別、少數民族、同性戀的破國家主體位置一樣可以聯結出第三世界的共同經驗，展現出不同的歷史，畫出不同的地圖。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不需要仿造傳統「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模態，企圖建立「巨型」具有通則性的理論架構，想要放諸四海皆準，走進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想像世界；相對而言，從現實的、讓人困擾的現象、問題出發，透過分析、理論詮釋來介入現實世界，所構築出來的論述，可能會更具有知識實踐的解放力。這是第三世界文化研究的政治認識論。介入性分析是我們的武器，情慾的自省、解剖後的解放是我們的基地。

鄭文良，1995，〈想像「破國家」〉，《台灣社會研究》，18期，頁224-256。

王振寰、錢永祥，1995，〈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期，頁17-55。

夏鑄九，1995，〈全球經濟中的台灣城市與社會〉，《台灣社會研究》，20期，頁57-102。

趙剛，1996，〈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21期，頁1-72。

呂正惠，1995，〈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研究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七周年學術研討會。

江士林，1995，〈自然化的支配─關於國族化建制的歷史取向〉，《台灣社會研究》七周年學術研討會。

丘延亮，1995，〈次帝國主義與次東方主義〉《台灣社會研究》七周年學術研討會。

李育霖，2009〈台灣作為方法──重讀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iii]

[i] 前言為筆者所加，並非文章所原有。

[ii] 這也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於《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書中所批判的跨國公司與國家政府所形成的共謀結構所造成的新殖民結構，這本書剛好陳光興沒有提到，筆者在此作為補充。

[iii] 除了最後一篇延伸閱讀的文章是筆者所推薦之外，其他的都是陳光興在文章中的注釋曾提及的，這些文章也是對陳光興在1994年所發表的〈帝國之眼〉所做出的回應。李育霖的文章對陳光興《去帝國》的方法論─以亞洲作為方法─有所批評，並且提出以台灣作為方法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