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彙整   /  概念  /  性別研究相關文章: Gender and Space 性別與空間:誰的場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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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象菁

April 28, 2010

 

誰的場所精神?

加州柏克萊大學建築系的教授Marc Treib在〈景觀一定要有意義嗎?〉(“Must Landscape Mean?”)[i]一文中定義了「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的幾項特質,包括了應突顯其地方性格、不應過度壓抑、大地和氣候不影響其展現、當地居民的需求(包含心理上的)應該優先考量、並且符合所謂的時代精神,因此當代的藝術元素於此可以被挪用、拼貼甚至解構於景觀設計之中。本文以Treib的場所精神作為基本論述,試圖與維吉尼亞大學景觀設計系教授Elizabeth Meyer所著〈The Expanded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ii]中的女性觀點進行對話。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檢視場所精神的演變。這個名詞源自古羅馬,古羅馬人相信人對於所存在的空間,會因為生活在其中而感知場所的真實性,此一真實性由個人與環境特性、本質、氣氛以及與他人長期的互動而產生。人們從最初對物件的辨認到對場所的認同,從體認和場所之間的關係到產生存在的意義,進而發展出場所精神。[iii]

  在場所精神發展的結果中,認同歸屬感為其重要的特質。如果再追本溯源,在場所精神混沌未明之時,在未具體化成為景觀建築之前,是什麼樣的光景?那宛如處女的土地,可以嗅聞到四季的氣味,撫觸黎明的露水,聽見花朵綻放的聲音,這些現象在詩人、畫家的筆下成為象徵化的再現。而景觀建築設計師則用不同的方式再現這些概念,甚至與詩人與畫家之間相互對話,結合經驗與意象轉化成具體的景觀,或者與數學、科學結合,發展出理性的建築系統。如此進而產生空間的概念,其中暗示構成場所的兩個重要元素-氛圍三維向度的具體結構,當幾何學的運用將曲線變成直線或格子,其實也隱含某種宇宙秩序,揭示了任何的收、延都由邊界所界定,邊界不是嘎然而止的疆域,而是可以就此衍生收停或延展。因此邊界的建構在場所精神中是為必然,一方面是從對自然的仿擬-象徵化-再現的演變而成形,繼而成為隔離自然與人的抽象界線;另一方面則是在邊界的具體呈現上,例如壁壘、護城河、綠籬的建構,顯示若非如此,無法形構空間,氛圍與場所精神亦將無法成形。

  檢視以上看似「理所當然」的論述,事實上是一連串由「人」所建構出來的歷史積累。我們太過習以為常地將人填充進入景觀建築語言的地景裡面,藉由邊界的建構排除的他者以確立中心存在,以及毫無疑問地接受從中生產的場所精神。因此,我們必須要釐清的是:我們所認同的場所精神是由誰來界定的?其背後的時代精神由誰來決定?場所現象是由誰「發現」?場所精神又由誰定義?邊界又是由誰所建構?當景觀被具象化呈現在我們眼前時,他排除了什麼?若由基進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討論這些問題,很可能會陷入二元對立的詭辯之中,因此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場所精神的各個層面時,先要超越二元對立的立場,並之視為暫時並可以進行解構的觀點。

  從Meyer的論文裡我們可以看到她所主張挖掘的歷史縱深與厚度,歷史不只是浮出枱面的膚淺表層,而是藉以增加地景深度的面向。而深度來自於場所本身?亦或設計師所賦予?這是個兩難的問題。Meyer強調,深度來自跨越文化與宗教領域,重視偶然性、獨特性與地域差異,理解普遍性的存在但不失之簡化,進而了解景觀並不是安靜的建築陪襯,景觀有自己的位置與話語,並不附屬於建築,甚至在建築之前尚有場域、土地以及言說的存在。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語言學、文化學、景觀建築甚至神話系統的類比:作為人工語言的建築語言,其形式與本質的相對關係,就如同作為表達的符徵與表意的符旨。

  Meyer還談到女性氣質,她認為包圍現代建築的植物,讓自然變成了灰色的背景,暗示著被觀看而不能說話的女性,另一方面更突顯了另一些被定義的女性氣質,例如任性、瘋狂、無秩序、敏感與激情的特徵。這一切就如同是英國城市規劃師 Ebenezer Howard (1850-1928)「花園城」(Garden City)概念的延伸,將未開發的處女地重新建造出一個新興社區,有護城河做為邊界守護出入口,有廣場、公園、街道空間、退縮的綠地、人行步道,空間的界定壁壘分明,所謂的美國傳統溫暖、相互照顧的價值觀在這裡重現,一切看來十分美好。那麼真實存在此社區裡的女性處境為何?待在家裡,作為盡職母親,其它部分的殘缺則是為了成就母性的完美;從家中窗戶看出去的樹木草花被營造成單一景觀,失去其原本自然的本質,其被矯正過的井然有序正巧對照了被扭曲的單一女性特質。簡單來說,現代的新興社區將原本顯露在外的自然翻轉成在內的設計,讓自然不再自然,而是郊區自然的人造複製品。

  我們不難看出所謂的「人造」的景觀建築,一個由歐氏幾何學演變而來的建築語言,在對稱幾何學所展現出來的宇宙規則和對稱性,即使是不規則的展演,也有分形幾何學的理論支撐,可以發揮其中的不規則和混沌性,以呈現出相似卻截然不同的結構,而數學的協調性、邏輯、理性、統一與規律簡潔,而這些特質當然在景觀建築裡是必要的語言,從二元對立的觀點來看,這些特點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對比女性特質,所謂的「人造」呼之欲出,男性特質與男造景觀建築之間更加緊密地鍵結

  那麼,所謂的男造景觀存在何處?當我們檢視我們的生活空間時,例如新竹東城門、台北南京西路圓環美食館及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三者都以透明維幕玻璃作為主體設計,其透露了什麼樣的意識型態?透過玻璃本身透明可見內與外的特質,以及在簡單俐落的線條裡,人在玻璃裡外都顯而易見,原本是無關性別。但是,卻在各種新聞媒體、網路裡看到了女性在玻璃內外的各種形象,成為被凝視與批判的異焦點。於此,女性在玻璃維幕消失了身為人的主體性,成為被觀看的物件,所失去的不僅是隱私,也再再地堅定了女性被男性建構出的道德標準排除在外的他者。因此,我們終至明白公共場所是被劃歸為男性,不論在場所結構的抽象或現實的邊界,女性都是被排除在場所之外的,一旦女性進入了,道德之尺立馬以待。

  再由氣質論來看二元對立理論裡所延伸出來的場所精神,其所排除的女性氣質衍生物,包括了土地(大地之母)及自然界的意象。而我們所要質疑的是女性氣質是與生俱來的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86)曾說過:「女性絕非天生的,是被塑造而成」,亦說明了所謂的女性氣質是後天的,女性氣質是由一套緊密的理性系統所建構,要維持的就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理性世界,更衍生出男性/公領域v.s.女性/私領域的理論。

  因此,Meyer並不否認所謂的場所精神是男性的,我們必須面對並解構景觀歷史中由男性虛構的部分,試著從所謂的邊緣出發,以女性氣質作為策略,建立女性在場所中的主體性,一如Meyer文中所提到的Griselda Pollock以及Linda Nochlin,她們以女性氣質解構過去由男性所主導的歷史(HISTORY),將此歷史視為一個開放的場域,自由地在其中移動游移,從而跨越邊界與疆域,與男性彼此共存,重新建構其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出發的藝術史及景觀建築理論,恢復女性生產者的角色,而非斷然地排斥男性,從後現代的角度來看,從普遍性之中釐清地域、種族、階級之間的差異性,多元文化是不可忽略的領域,當我們不斷地往下發現以往被掩埋的歷史時,要小心落入簡化的陷阱之中,也必須承認兩者的主體性,重建女/男之間的關係,同樣地檢視場所精神裡的意識型態,超越並重新建構場所精神。

  回應了最初的問題「誰的場所精神?」後,或許我們才可以討論,不再是誰的,而是場所精神的本質。

 



[i] Mark Treib, “Must Language Mean?” Theor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Reader, ed. Simon R. Swaffield,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2002) 89-101.

[ii] Ecological Design and Planning, eds. George Thompson and Frederick Stein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97) 70-76.

[iii] Christian Norberg-Schulz,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1979),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台北:田園城市文化,1995)18。雖然場所精神最早由Schulz提出,但本文中由Treib梳理的場所精神,已與Shculz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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