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慈未啟程的臺灣之旅：

「臺北帝國大學」邀請葉慈至文政學院任教始末（1919-29）*

高維泓（臺大外文系）

詩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與臺北帝國大學的淵源，要從文政學院的矢野峰人（Yano Hôjin, 1893-1988）教授之所以來臺灣的故事說起。根據英國文學專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富士川義之 (Fujikawa Yoshiyuki) 在《矢野峰人選集·解說》中談到，上個世紀二〇年代以東京帝大為首的外國文學教育，偏向於語學與文獻搜集、整理，不太看重「不實用的」文學評論與文本賞析，而且獨尊傳統經典，排斥「頹廢的」當代作品，以致熱愛世紀末歐陸、英國文學的矢野在當時學界有如異端；此外矢野認為大學部的外國文學課程不應該一開始就分別語種（如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而是要開拓學生的視野、感受普遍的文學之美，這樣的教育理念也完全沒有施展的空間。所以當昭和元年（1926）臺灣總督府邀請他參與「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創校計劃時，他當即就答應了。

臺灣總督府先補助矢野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兩年（1926~1928），期間因為朋友介紹而結識了葉慈，並獲邀到葉慈位於Galway鄉下的家（一座建於14世紀的諾曼人塔屋，也就是著名的Yeats Tower，位於Thoor Ballylee）做客，成為葉慈和日本文化的友誼橋樑。矢野記得第一次到葉慈家拜訪，正好葛雷戈里夫人（Lady Augusta Gregory）差遣僕人到詩人家中，請他去聊天用膳，於是葉慈便帶著剛見面的矢野去夫人家赴約，並介紹是這位教授把他的詩集翻譯成日文。矢野和葛雷戈里夫人相談甚歡，之後還有書信往還。

矢野於1928年離開英國前往臺北就職，並依著自己的教育理念，在臺北帝大開辦日本首創的「西洋文學講座」以取代「英國文學科」。本來他只打算在臺灣待兩年，沒想到一待就是二十年。矢野除了在文政學院任教，也曾擔任過帝大圖書館館長，是著名的詩人、文學翻譯家與文藝評論家，對於日本文學與西洋文學都有相當多的著述。日本「國書刊行會」於2007年曾以精裝版重新印行他的著作選集共三大冊，可見其貢獻與影響力（臺大與清大圖書館皆有典藏）。

葉慈對東方文化與神秘主義本即頗有興趣，而且和他的畫家父親一樣傾心於日本美術，評價極高。1919年，慶應大學英文學科主任教授野口米次郎 (Yone Noguchi) 於紐約講學時巧遇正好也在美國訪問的葉慈，於是當面提出邀請赴日執教，葉慈亦頗為心動，後來因為遲遲得不到慶應校方確切的回應而作罷。四年後（1923）葉慈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矢野與葉慈結交後，再次邀請葉慈前往日本（就當時而言，臺灣也是日本），而葉慈對此邀約充滿了憧憬。

1929年，矢野為了延請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葉慈到臺北帝國大學講學兩年，向學校申請了一筆經費。根據兩人的通信，葉慈需要一週授課八小時，年薪一千英鎊（約值現在五萬英鎊），旅費另計，並由校方提供住宿，可說是極為優厚的待遇。他還計劃好暑期三個月期間離開奧熱的臺灣，前往日本內地拜訪山中寺院、觀賞繪畫以及能樂、歌舞伎。但人算不如天算，葉慈的兒子麥可（Michael Yeats）正好生病，他的太太反對先生遠行，也無意跟隨先生前往遠東，葉慈只好放棄。有趣的是，對於無法前往「日本」（也就是當時的臺灣），葉慈覺得「鬆了一口氣，但又很失望」（relieved and disappointed）。「鬆了一口氣」的原因，除了顧慮家人健康以外，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化可能也讓他倍感壓力；失望的原因是無法親身體驗東方文化的精華，而這些體驗或許會成為他未來創作靈感的來源。但葉慈還是很客氣地回覆矢野，希望未來能自費來訪，而不要讓他再白忙一場。

1945年日本戰敗後，矢野並沒有立即回去日本，而在文政學院執教到1947年（所以齊邦媛教授應該跟他短暫共事過）。根據矢野的回憶文章，當年離臺前，他把和葉慈通信的郵件都交由臺灣友人代為保管。如果沒有軼失，可能葉慈的親筆信仍在臺灣某處。葉慈的亞洲行終究沒能成行，所以也無後話。如果當時能成行，可能二十世紀愛爾蘭文學風景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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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資料整理自The Letters of W. B. Yeats, ed. Allan Wade. London: Hart-Davis, 1954. http://themargins.net/bib/B/BL/bl052.html#bl52e，以及《矢野峰人選集》，第一冊390~396頁〈葉慈與日本〉、517~519頁〈台北大學的英文科〉，第三冊549~551頁〈來自日本的招聘〉，以及597~607頁「解說」（東京都：國書刊行會，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