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的費爾德劇團與「第五省」

Ireland’s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 and “The Fifth Province”

韓震緯

     愛爾蘭的費爾德劇團（The 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於一九八零年由演員史蒂芬•瑞爾（Stephen Rea）和劇作家布萊恩•費爾（Brian Friel）共同創立。劇團從成立伊始幾乎每年都上演與巡迴一部新作，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時，劇團卻宣布暫緩其在戲劇上的活動，轉而全力投入出版事業。劇團成立之初除了瑞爾和費爾之外，之後尚有兩人的四位朋友先後加入形成劇團的核心導演群。瑞爾和大衛•漢夢德（David Hammond）和湯姆•波林（Tom Paulin）三位均是新教徒（Protestant），而費爾與席摩斯•黑倪（Seamus Heaney）和席摩斯•迪恩（Seamus Deane）則為天主教徒（Catholic）。由三位天主教徒和三位新教徒所組成的導演群似乎正暗示著劇團將致力於集結愛爾蘭的兩大政治意識形態，意圖從衝突和抗訐的關係中發展出合作與和解的可能。

從一九八零到一九九一年為止，費爾德劇團總共製作和巡演了十二齣戲劇。然而備受批評的是，到一九九一年為止的劇團新作均是出自男性劇作家之手；缺乏女性作家和導演讓劇團遭到過於傾向男性父權中心的非難。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費爾德劇團的愛爾蘭文選》（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即因過於忽略女性作家和作品而迭受批評。在這十二齣劇作中，布萊恩•費爾一人便貢獻了四齣戲劇：一九八零年的《翻譯》（Translations）、一九八一年改編自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三姊妹》（Three Sisters）、一九八二年的《溝通線》（The Communication Cord）和一九八八年的《構築歷史》（Making History）。然而劇團為了避免太過於倚重費爾的名氣，也為了避免被批評太過於偏狹，在一九八三年起便開始製作不同劇作家的作品，唯有一九八五年未推出任何作品。這段期間的戲劇作品分別為阿富爾•傅噶特（Athol Fugard）一九八三年的《波伊斯曼和莉納》（Boesman and Lena）、湯姆•波林（Tom Paulin）一九八四年改編自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安蒂岡妮》（Antigone）之《取締暴動法》（The Riot Act）、德瑞克•瑪洪（Derek Mahon）也於一九八四年改編自法國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的《丈夫的學校》（L’ Ecole des Maris）之《當下》（High Time）、湯瑪斯•契爾羅伊（Thomas Kilroy）一九八六年的《背叛》（Double Cross）、一九九一年的《馬克艾登夫人的巡迴劇團》（The Madam MacAdam Travelling Theatre）、史都爾•帕克（Stewart Parker）一九八七年的《聖靈降臨節》（Pentecost）、泰爾•伊果頓（Terry Eagleton）一九八九年的《聖人奧斯卡》（Saint Oscar）和席摩斯•黑倪（Seamus Heaney）一九九零年改編自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菲羅克特特斯》（Philoctetes）之《在特洛伊的治療》（The Cure at Troy）。

劇團的宗旨是以文化和藝術的視野和面向介入當時北愛爾蘭因長年族群和宗教糾葛而起的政治困境，然而卻不將北愛問題單獨看待。劇團以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北方邊境附近的德利（Derry）為每齣戲首演的地點，並著眼於北愛現實的政治僵局，以直接或迂迴的方式分析和批判整體愛爾蘭的歷史和文化，尤其再現與大英帝國的殖民糾葛如何反映在族群、宗教和政治現實上。除了直接處理北愛問題的作品如史都爾•帕克（Stewart Parker）一九八七年的《聖靈降臨節》（Pentecost）外，其它作品或是透過回溯愛爾蘭歷史來針貶現狀，或是透過改編異文化戲劇的方式來重新審視愛爾蘭與英國間複雜的文化、經濟、與政治關係。除了戲劇作品外，劇團還將觸角延伸到出版品，如直接議論諸多愛爾蘭議題的手冊文章（pamphlets）、以「批判系列」（Critical Series）為名的書系、自二零零五年開始出版的年刊《費爾德評論》（Field Day Review）、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三冊《費爾德劇團的愛爾蘭文選》（The 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以及在兩千零二年以女性作家和作品為內容的第四冊與第五冊《費爾德劇團的愛爾蘭文選》，回應前三冊文選被批評過於以男性父權為中心的文學史觀。劇團在一九八三和至一九八八年間總共出版十五篇文章；前六篇之後集結成《愛爾蘭之費爾德劇團》一書，而最後三篇分別由伊果頓（Terry Eagleton）、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撰寫，也被收錄成《國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文學》（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一書。

費爾德劇團從其成員的構成，到其多元的論述均彰顯意圖改變愛爾蘭政治和文化僵局的用心和野心。然而劇團並不具有明訂的核心理念和價值，也從來沒有一致的論述被出版過，所以劇團並不能被視為一個具有單一價值理念成員所組成的群體，反而較像是鬆散地集結各方不同的聲音和創作理念的文化社團。唯一的共通點只在於彼此均不滿北愛與愛爾蘭共和國的現狀和與英國的關係；彼此都想要試圖指出問題所在，甚至進一步提供解決之道。但也由於如此，劇團作為一個團體便讓人難免捉摸不定，也因此產生了對其正反兩面皆有的極端評價。有人控訴費爾德劇團不過是愛爾蘭國族主義者的「舊酒裝新瓶」，意圖以進步的詞彙和多樣的生產偽裝和偷渡其真正的企圖和理念，所以充其量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然而支持的一方卻認為劇團確實具有超克當代愛爾蘭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能夠透過對文化和歷史的重新省思，進一步打破非愛爾蘭國族主義（Irish nationalism），即新教徒聯合主義或英國國族主義（Protestant/British Unionism）的二元侷限。

費爾德劇團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第五省」（the Fifth Province）。現當代愛爾蘭的疆域在政治上被劃分成厄斯特（Ulster）、蒙斯特（Munster）、蘭斯特（Leinster）和卡諾特（Connacht）四省。其中的厄斯特即今日的北愛爾蘭地區；相較於其它三省所組成的愛爾蘭共和國，厄斯特一地新教徒人數居多，並且向來在政治意識上傾英。「第五省」並不存在於現實政治地景中；它其實是源自於古愛爾蘭語的Coiced，同時具有「第五個」（fifth）與「省」（province）這兩個語意。在傳說神話中，有人主張「第五省」明確指涉位於愛爾蘭中間的一點，也就是優尼斯尼契山丘上的分隔之石（the Stone of Divisions on the Hill of Unisneach），另一方面卻也有人認為「第五省」只是模糊地表達愛爾蘭中間的意思（the middle） 。這樣一個古老的愛爾蘭文化概念並沒有被某些人視為過時而無用；相反地，當代的愛爾蘭知識份子嘗試挪用其精神，並且在不違背其原本意涵的情況下賦予在當代政治中嶄新的意義。理查•克尼（Richard Kearney）即強調將「第五省」等同於地圖上其它四省的政治或地理概念是不對的，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傳達另類思考、去中心本質的文化概念（99-100）。換言之，「第五省」是需要不停地在不同的時代中被想像，而不是一個僵化固置的框架。具體來說，如果想要超克當代愛爾蘭政治中的國族主義思維侷限的話，「第五省」並非國族主義思維下四省大一統的終極理想，而是指同時由愛爾蘭疆域上的愛爾蘭人和離散在世界各地的愛爾蘭後裔所構連成的愛爾蘭人社群。藉由將視野擴大到愛爾蘭領土之外，「第五省」不僅挑戰愛爾蘭國族主義思維下四省統一的完整疆域想像，也進一步鬆動和挑戰國族主義定義下的「純正道地」愛爾蘭身分認同。

費爾德劇團的幾位核心領導人物也曾加入對「第五省」重新詮釋的行列之中，包括瑞爾、費爾、波林和迪恩等都曾在自己的文章或接受訪問時重新詮釋這個概念。然而對劇團的諸多批評者來說，「第五省」只不過是個劇團用來自欺欺人的漂亮修辭罷了。卡曼•史沙波（Carmen Szabo）即批評迪恩的論述，以為掩蓋不住以「第五省」作為全愛爾蘭統一圖像的國族主義企盼。迪恩嘗試為劇團提供其立論的基礎，但在他的論述背後依舊不時流露出早先抵殖民國族主義中「被殖民者」與「殖民者」截然二分的差異思考與對抗模式，同時對於北愛問題的理解基本上仍舊是愛爾蘭國族主義者的論調（5-17）。而向來批判劇團背後隱含的政治意識形態不遺餘力的艾德娜•榮勒（Edna Longley）亦曾直接了當地批評到劇團詮釋下的「第五省」不過是愛爾蘭國族主義的「舊酒裝新瓶」（a matter of old whines in new bottles），毫無解決現下政治僵局的可能（196; Richards 140-46）。

費爾德劇團聲稱也力行以文化和藝術介入飽受殖民遺緒困擾的當代愛爾蘭和北愛政治現況，更曾邀請後殖民研究大家薩伊德（Said）撰寫〈葉慈與抵殖民〉（"Yeats and Decolonization"）一文。劇團因而經常在學術討論和選集中被視為愛爾蘭後殖民主義（Irish postcolonial studies）的代表之一。然而許多人對於以後殖民研究的角度和視野探討當代愛爾蘭處境一事感到遲疑，甚至是反對。例如修正主義歷史學派（revisionism）便對愛爾蘭是否為英國殖民地持保留態度，因為不僅在種族和地理上愛爾蘭均十分接近英國外，在一八零零年生效的英愛《聯合法》（Act of Union）後，愛爾蘭人在大英帝國殖民政治中常扮演共謀的角色，更何況愛爾蘭早在一九二二年便成立「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脫離大英帝國的管轄，因此修正學派反對用當代後殖民研究的框架來看待現今愛爾蘭的情況（Flannery, “Morning” 55-8）。修正學派更進一步將愛爾蘭後殖民研究窄化為國族主義者的新把戲。修正歷史學派所理解的後殖民研究充其量不過是望文生義，僅將後殖民的「後」（post）理解為時間順序上的「之後」─不論是指「殖民結束之後」或者是「殖民開始之後」─而忽略了此字首在學術討論上的其它基進意涵。再者，將後殖民主義理解成抵殖民的國族主義也是刻意忽視此研究領域中的其它發展和討論，包括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文化主義（culturalism）、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精神分析式（psychoanalysis）等不同研究取向、方法和觀點的探討。對劇團的支持者來說，劇團的作品和論述深受當代英美學術思潮轉變的影響，而劇團所關注的課題，如身分認同（identity）、歷史詮釋（history）和英語語言的溝通和挪用（language）等，均可呼應愛爾蘭之外的人文和社會領域中對主體性（subjectivity）、語言表意系統（linguistic signifying system）。和與語言交相互動的意識形態及其機制的學術辯論（Flannery, “Morning”; Hughes 69; O’Brian 116-118; Richtarik xii）。

儘管劇團不時遭受反對者的嚴詞批判，不少人仍將劇團出現的時機和在創作與出版上的表現放入上述的學術思潮脈絡中理解。艾歐因•弗拉瑞（Eóin Flannery）即採取與克尼雷同的方式詮釋「第五省」，認為劇團再度挪用這個古老概念是為了要創造出一個不同於以往、「介於其中」（liminal）的想像和思考空間，而不在全愛爾蘭統一或北愛歸屬英國之間二選一。「介於其中」的邊界（border）思考並非一般所認知的牆頭草心態，也不是把邊界視為「到此為止」的阻礙，而是翻轉此一般認知，將邊界視為開啟可能的新契機，展開一種邊界/介/借的解構思考模式，以消弭二元思考慣於劃定疆界與強調界線兩邊本質固定、井水不犯河水的謬誤預設。劇團秉持與發揚「第五省」的去中心思考，嘗試超克非此即彼的既有政治選項，更致力在劇作和出版品中探討愛爾蘭歷史中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抗訐，以及與英國複雜難解的殖民歷史關係。弗拉瑞極力反對將劇團的努力和嘗試簡化為保守國族主義的換湯不換藥，並批評親英的評論家常把處理愛爾蘭歷史創傷和族群衝突的努力簡化為只是傳統國族主義將愛爾蘭無法統一的原因怪罪於大英帝國的單調控訴。不過他另一方面卻也表示，雖然劇團的代表人物如迪恩並不贊同過往過於封閉排外的愛爾蘭國族主義，但他可能為提倡另一種模式的國族主義作準備—一種更具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國族主義（a more inclusive and representative form of Irish nationalism）（Flannery 53; “Field Day” 26-7）。亦即，迪恩雖然不贊同舊日的國族主義，但他仍認為政治上的身分認同仍應以愛爾蘭領土為框架和範疇，只不過不再將所謂的愛爾蘭人侷限於蓋爾（Gaelic）文化與族裔（ethnic）的「純粹」愛爾蘭人的迷思中，而以「公民身分」（civic）的概念取代「族裔」的概念，認為只要是在愛爾蘭領土與現實生活中取得一定公民資格的人都是愛爾蘭人。只是如此一來仍須定義所謂的愛爾蘭領土為何？是否包括現今的北愛？儘管看似跟以往的國族主義的偏狹性格不同，弗瑞爾所推敲的政治意識形態仍屬國族主義，仍是強調領土和國家政府的優越性，但對於對領土和國家政府認知不同的群體（如大部分的北愛新教徒）來說，這樣「寬宏大量」的國族主義也未必能讓他們服氣。

理查•克尼（Richard Kearney） 除了先於劇團的核心領導者嘗試為源於愛爾蘭傳統的「第五省」注入當代的活水之外，，亦曾經受邀為劇團撰寫過〈神話與母國〉（“Myth and Motherland”）一文。之後他仍致力於直接介入當代愛爾蘭政治難題，並大膽提出另類解決之道。他指出見諸早期先民的海洋文學創作（Irish maritime literature），愛爾蘭島上的住民打從一開始便沒有將生活領域和視野侷限在小島一隅，早早便將進出愛爾蘭視為家常便飯，也因此逐步發展出「第五省」的觀點（100）。即便在之後的中世紀時期，愛爾蘭因為身為歐洲基督教宗教文明的重鎮，大多數的人事實上認同愛爾蘭為基督教歐陸的一部分，並無劃地自限於愛爾蘭島上（227）。只是後來與英國數百年的權利不對等殖民關係讓這樣的早期文化想像和認知無以為繼，終究為了去殖民的獨立運動而無可避免發展出文化國族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開始強調純粹道地的蓋爾族裔、語言和文化是如何以「島」為疆域範圍，而不同於英國殖民者因入侵此領土所接連帶來的影響與同化。克尼奠基於「第五省」的精神與早期文化的遺產提出「破國族主義」（postnationalist）的思考模式以超越既有的兩大國族主義思維。具體的來說，愛爾蘭的「破國族主義」模式是不再將視野與想像侷限於愛爾蘭島上，而以歐洲為認同的疆域，但並非是指整個歐洲統一為一個單一國家，而是以小於現有國族國家框架的「地區」（region）為實際政治治理單位所整合成的歐洲邦聯（a European federation of interdependent regions）（104）。現今的歐盟雖然靠著貨幣和經濟的整合出類似這樣的理想，但基本上仍以國族國家為單位在運作，國界的概念和區分雖然比起其它洲的國家相對鬆散，但仍是不可或缺得用來定義國族國家及其人民的基本條件。

克尼的「破國族主義」理念雖然有不少人在推廣和論述，但畢竟仍屬小眾。其實踐之可能也必然飽受質疑為過於理想化而不可行。但誠如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本不是一開始便以國族國家為單位在進行，誰又能保證這樣的理想不會有實現的一天？只不過這樣的理念是不是真的能解決現行國族主義的紛爭，還是會產生更多的問題，似乎也很難一言以定之。不過在飽受政治意識形態煩擾的愛爾蘭，藝術家和文化評論者大多在致力於探討現況和歷史的糾葛之外，亦試圖透過不同的方式化解歧異，尋找互相接納與和平共處的可能。對伯納•麥克肯納（Bernard Mckenna）而言，大多數的北愛藝術家不管有無提及「第五省」，均設法透過藝術作品「超克區域和派別的界線」（beyond geographical and sectarian boundaries）（192），並對於愛爾蘭文化的理解朝向去中心本質的方向闡述，認可每個人不論在先天生理或後天文化上都早已混雜異質的事實，以期打破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封閉、排他、二元對立式的想像（194）。

費爾德劇團在其發展過程中不論是出版品、戲劇、「第五省」的概念或實際政治主張等都可說是充滿爭議。然而過往的負面評論總指向天主教背景出身的席摩斯•迪恩（Seamus Deane），此外亦多聚焦於劇團所出版的小冊子文章（pamphlets）上（Burke 140）。克里斯多福•墨瑞（Christopher Murray）即認為大家應該仔細區分「費爾德劇團整體的活動」（Field Day as a whole）與「費爾德『劇團』」（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的差異上（209）。對許多評論者來說，與其急於確知劇團是否有單一的核心理念，不如仔細去閱讀劇團的戲劇，去了解這些橫跨不同時空的作品是如何再現與思考愛爾蘭的歷史與文化糾葛（Burke 140; Flannery 48; Hughes 72; Murray 209; Pilný 119）。由此觀之，劇團的重要性反而在於能產生這些爭議，因為劇團「在一個大家均無知不解的時候，適時提供了一個能夠讓不同觀點和思維彼此辯結的平台」（“It has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he life of the mind, of whatever persuasion, at a time when mindlessness threatens to engulf us all” ）（Kilroy 7）。

Works Cit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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