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敏秀

混搭之寫──當代媒地文學的瑣碎與零散

摘錄自：《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3. 2 (2010): 25-46。

壹、混血與混搭 

貳、混搭與混語

参、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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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媒地族的歷史，加拿大原住民研究已有既定說法。十八世紀末期，媒地族已經出現在加拿大西部的平原。當時，哈德森灣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天主教和在地原住民，基於毛皮買賣的經濟利益，三大族群互動頻仍，同時也成為日後媒地文化認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就歷史事件而言，當時在地的原住民和初抵新世界的歐裔墾殖者，彼此互動、共生，媒地族因此發生，其文化生成過程中的複雜與多元，可見一般。此外，媒地族在加拿大社會的地位特殊，二百多年來，其身份與法律地位不時隨著聯邦政府的變化而更易。. . . .

1983 年媒地族成立「媒地部族議會」（Métis National Council），當時對媒地身份的定義有以下三大重點。一、媒地是不同於印地安人和因紐特族的原住民。二、媒地是「歷史媒地族」（historical Métis）的後代。所謂歷史的媒地指的是原來群居住在目前加拿大西部，並且具有共同政治主張的歐裔與原住民的混血部族。三、媒地是歷史媒地族所涵蓋的原住民族群的後代。然而，媒地在當今加拿大則擴大為兩大含意不同的族群。其一是指原來的「歷史媒地族」；另外則是泛媒地族（Pan-Métis），包含歷史媒地族、印地安與歐裔的混血後代、非正宗印地安人（non-status Indians）等。媒地部族議會反對以小寫媒地（métis）作為印地安與歐裔混血的種族名詞，因為這種說法系來自於種族血統的生物角度，類似的定義則嚴重損害媒地族的法律與政治權利（Frideres & Gadacz, 1998: 35-40）。

根據上述媒地歷史地位的變更，此一族群對於加拿大的貢獻並不在於質疑或卸除國家內部的政治藩籬與界線，而是挑戰加拿大國族主義的「文化融合」與「族群」概念。. . . .

當代媒地女作家康玻（Maria Campbell, 1973）的《混血》（Halfbreed）以自傳體的敘事方式，運用精細的語言形式，企圖重新訴說此一族群的歷史遭遇，也是探討文化混雜與我族書寫的當代媒地文學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敘事首先回溯了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的媒地大事紀，緊接著慷慨陳詞，訴說混血族群面對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的搏鬥，全書充滿媒地族人難以接受的歷史傷痛，以及流傳於世代間說不出口的羞恥。和作者同名的故事主角瑪麗亞（Maria）敘說著一幅幅稍縱即逝的畫面，鋪陳童年時期以薩克斯其萬省（Saskatchewan）鄉間為背景的媒地生活。雖然瑪麗亞的第一人稱敘事仍保留單一的敍事威權，細微軼事卻成功地映照瑪莉亞童年的族群記憶。康玻以書寫抵制歐裔殖民文化，雖然有意顛覆混血族群的刻板印象，但她也表明想「走在自己的前面」（Campbell, 1973: 9），企圖脫離線性歷史，重新創造媒地的可能性。《混血》以瑣碎軼事和失序的片段，描繪真切的時刻，串連斷裂的時空。

瑪麗亞以「混血」為題，除了凸顯她「歷史媒地族」的歷史背景，同時也直接提示追探媒地族文化屬性過程必經的血緣與文化抉擇。「混血」一詞已經不再是單純指十八世紀末不同族群的通婚後代，反之，媒地族人的日常生活語言以及他們的生命故事，往往在主流文化中被視為「非純潔」、「非原初性／原住民性」（ab/originality）與「非法性」。有關康玻《混血》或者其他媒地作品的研究，向來的研究則側重於敘事所傳達的族群經驗，而討論康玻使用的語言、文體、笑話所呈現的媒地文化，則較為罕見。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研究或原住民研究中，媒地文化向來難以擺脫歐裔殖民的思維，因此，身為混血族群一直不離「貧窮、骯髒、體弱多病、酗酒、醜陋、愚蠢」等刻板印象。媒地族人的日常生活語言或生命故事，也常在主流文化中被視為「不純」、「非原住民」，甚至暗藏「非法」之意。然而，如果我們挪用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菲力克斯•瓜達西（Félix Guattari）合著的論文〈何謂小文學？〉（“What Is a Minor Literature?”）（1986）來看，這部自傳體作品充分演練了「微小」（minor）的形式與概念，表現語言中的細微與斷裂，將媒地族人在加拿大的當下情境（here and now）重新脈絡化，同時也宣示媒地書寫的介入行動。本論文以媒地女性的瑣碎經驗與零散軼事為討論主軸，闡明媒地族所謂的「偏差怪異」實為「混搭」的表現，同時也是媒地文化以「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展演行動，創新多元文化的表現。

壹、混血與混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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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族群如媒地族處於社會邊緣位置，長期陷於內化種族主義的多重剝削，主要歸因於. . .實證主義式的血統決定論。十九世紀中期歐裔殖民者先後進駐「原住民的加拿大」（aboriginal Canada）（Frideres & Gadacz, 1998: 21-42），從此，原住民被迫離開長期居住生養的山林土地。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遷徙，名稱也從印地安人變成加拿大官方的原族（First Nations），然而原住民研究是否能參照加拿大殖民主義？抑或移民文化批評所挪用的後殖民論述？對此，至今仍是加拿大文化論戰的重要議題。原住民被迫離開原屬的居住環境，在歐裔殖民者口中的新大陸和來自境外的移民、共用後殖民論述裡的流放（exile）、離散（diaspora） 、移位（dislocation） 、中界（in-betweenness）、新／舊族裔（new/old ethnicities）、混搭（hybrid）等詞語（Glage, 2000）。然而，無法避免的是其中出現更多的爭執與差異。. . . 例如提芬（Helen Tiffin）指出，所謂的歐裔殖民者並不是是所有周邊族群面對的共同壓迫來源，也不一定是協力進行顛覆的不變、穩定的對象（Tiffin, 1987: 20）。當原住民與移民、非英語者、或者不自認為英語文化的其他歐裔並列，一齊被化約為殖民者的對立者，原住民內部的差異消失，憑空成全了歐裔想像中對立主體的完整性。然而從探尋加拿大媒地文化的角度來看，媒地的混血身份，既是身體的也是歷史的存在，他們與原住民（不論是稱為印地安人或原族）的差異，並不容易在加拿大多元文化論述中受重視。. . . .

相較之下，康玻將媒地族重新放回歷史的脈絡，將媒地文化屬性視為文化的建構，媒地是族裔，而不是種族。康玻將血統混雜視同文化混搭，此一看法比較接近《逆寫帝國》（The Empire Writes Back）作者群的說法。換言之，媒地的主體認同乃植基於「一種所有後殖民社會中無以逃遁與特殊的特色」，一種「文化融合」（syncreticity）（Ashcroft, et al., 1989: 30）。康玻這部作品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關鍵又正面的媒地形象，強調「混血」一詞源於血統卻又無關種族的可變性與外在特徵。. . . .

再者，康玻不以我族為大的眼光來看媒地文化，作品中的人物、角色也沒有神秘或前殖民的「原始」。如果我們沿用《逆寫帝國》作者群的看法，媒地是兩個文化邂逅後的產物，該社群展現了文化融合的跨文化性（cross-culturality）。相對於過去歷史中的征戰與毀滅起因於族群的『純種』迷思，跨文化性倒是提供終結血統決定論的可能性（Ashcroft, et al., 1989: 36）。康玻有意識地書寫自己的生命故事，目的在於回應加拿大主流社會將非歐裔族群貶為蠻夷的誤解，希望藉此緩解原住民族與歐裔族群的對立關係。康玻《混血》中的具體作法是以口語、聊天的口吻，為原先非時序性的詼諧軼事，有效運用自傳體的文類，建立起以文字形式為基礎的口傳表演。康玻寫道：「在我開始講這故事之前，我應該對你講一下我們現在的家」（Campbell, 1973: 16），《混血》敘事的文本本身變成口述傳統的遺跡，同時也是當代媒地文化展演的新場域。

康玻的《混血》屬自傳體作品，敘事者瑪麗亞（Maria）以有條不紊的時序開場，敘說她在北薩克斯其萬省的國家公園（Prince Albert National Park）旁的成長經驗，穿梭在草原三省與大城市溫哥華之間的流放歲月，甚至曾經走過毒品、酗酒、與從娼的生命荒原。《混血》第一章採用長距離的敘事觀點，娓娓道出媒地族 1860 年代的歷史，以及 1885 年最後在巴托西（Batoche）戰敗的傷痛回憶。第二章改以個人的敘事觀點介紹她自己以及康玻的家族史。第二章之後的告白都以第一人稱敍述進行，一氣呵成，但是，根據敘事筆調的轉換，約略可分兩大部分，但主要仍在描敍瑪莉亞的童年，與其媒地族的歷史與民間故事。瑪莉亞的童年結束在十二歲，因為她母親生下她的弟弟鳩弟（Geordie）後，便撒手人寰了。母親留下了七個孤苦無依的孩子，以及在戰役中受傷的丈夫。. . . . 瑪麗亞的生長過程，艱困難免。瑪莉亞的曾祖母奇薔（Cheechum）是克里族，原先是瑪麗亞依靠的心靈支持者，後來也搬至她姪子家。瑪麗亞在這部分的敍述多以軼事展現，卻也嚴謹遵循時間順序推展，仔細描述當地人們與土地的關係。第二部分的敘事則充滿悲憤與無力感，此時的瑪麗亞幾近崩潰，內心自責，陷入遊走在一個城鎮又另一個城鎮的茫然。十五歲那年，瑪麗亞與戴爾（Darrel）倉促結婚，將自己的弟妹留在溫哥華暗巷內的收容所，卻難以面對自己內心的失落。最後，敘事嘎然而止，結束在瑪麗亞高齡 104 歲曾祖母奇薔的死訊。奇薔是媒地酋長杜蒙（Gabriel Dumont）的姪女，她的死訊留給瑪麗亞重新自我定位的起點 . . . .。

「混血」一詞，原本就積累著許多血統之外的意涵，而且是指原住民的負面印象。而媒地族人自己，卻也深陷於此負面論述，唯恐任何其他的替代字眼皆無力挽回如此既定刻板印象。康玻敘事中年幼的瑪麗亞曾. . . . 一度以外人的眼光歧視自己（Campbell, 1973: 139）。 . . . . 之後，由於曾祖母的長期陪伴與教養，小小年紀的瑪莉亞才漸漸了解自我怨恨的形成歷史及政治脈絡. . . .。康玻透過書寫，從重塑族群的自我形象開始，書中的「混血」族群於是出現嶄新的輪廓，媒地族人不再骯髒、卑賤，而是魅力十足的人物。. . . .瑪麗亞幼時生活經驗的細節在敘事中層次分明，不僅推翻「印地安人」的抽象概念，同時也讓人物不再是傳說中的蒼白形象。康玻以英語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卸下防備，不再以原住民的刻板印象作為閱讀媒地經驗的依歸。. . . .

以種族論述區分社群的說法難免反覆頌揚生物基因所造成的差異，媒地文化屬性既不是歐裔也不是原住民的特異性，一旦歸類於詭異，血統框架便變得更牢不可破。然而，類似丹尼爾行為舉止的脫序與逸出則強調多層次混搭，此一文本場域是食物、笑聲、音樂、大人、小孩，乃至味道、色彩與幽靈的集合，媒地文化屬性轉而以零碎拼貼呈現。康玻介紹她自己家庭成員時，也是透過細微瑣碎的方式逐步勾勒：「就是十足的混血家族，集合著蘇格蘭人、法國人、克里人、英國人、愛爾蘭人。我們所說的語言與其他們人所說的，截然不同。我們集合所有事物於一身」（Campbell, 1973: 23-24）。康玻甚至進一步結集文化、血統與敘事形式等面向，追求齊聲共鳴的發聲策略。康玻在第二章結束時，敘事方式漸次脫離線性時間順序，然後，童年時期的遊戲逐漸出現。而在第三章初始時，則返回記錄她自己的出生。此時，康玻轉而提及莎士比亞、狄更斯、史考特爵士與朗費羅的作品，甚至稱之為母親之書。「母親」一說應該不是偶發的比喻，後來康玻列舉重要經典戲劇人物，如凱撒、安東尼、克利歐佩特拉，並稱類似的戲劇演出為「羅馬帝國遊戲」（Campbell, 1973: 14）。康玻以英語書寫，同時強調歐裔作者對她童年的影響，無疑刻意強調媒地文化的複雜養分。然而，畢竟英語不是「我們［鄉間媒地人］所說的語言」，選擇以英語書寫更有重新創造媒地的文化使命。《混血》的預設讀者除了一般非媒地族的英語讀者，應該更包含亟需認識媒地文化的新生代，他們能閱讀的文字僅剩英文，逐漸喪失自己祖先的語言。 . . . . 《混血》以單一語言完成的當代媒地作品，仍能稱作文化混搭之作嗎？康玻運用的語言與敘事風格最能吸引讀者，她所跨越的不單只是歐裔與原住民的文化隔閡，而是質疑造成文化隔閡的單一語言。面對失語的媒地新生代，康玻以英語作為質疑單一文化、歷史的工具，實驗生產當代媒地文化的可能性，當然，一文化實踐模式同時也處處考驗文化混搭的技術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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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混搭與混語

語言的多元主義曾是傳統媒地認同中重要的一環。《混血》第三章有部分段落提及了瑪麗亞生長地區的三個主要部落、他們的語言特色以及多語文化在媒地社會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 . . . 瑪麗亞在多重語言環境下成長，語言的多元成分不僅涉多種語言的使用，並且，還包涵不同的文化傳統，也因此讓她能夠遊移在多重互異的身份之間。然而，當康玻選擇以英文書寫，其實已經涉及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的選擇，因為英語是媒地新生代在城市每天面臨的語言環境。換言之，鑑於康玻的作品旨在呈現當代媒地文化的存續情境，已經不再是媒地族人使用的法文、米其芙語（Michif）、克里語，甚至其中若干少數語言，就不再出現在康玻的書寫中。媒地文化化約為英文，目的在於與外在世界溝通，卻同時也企圖傳達媒地英語本身即是混語。. . . . 如果我們以吉爾•德勒茲與菲力克斯•瓜達西分析小文學的理論來討論當代媒地文學，米其芙語應該就是「本土的、母親的，或源自於鄉村或原生地的地域性語言」（Deleuze & Guattari, 1986: 23）. . . . 但是，康玻卻沒有刻意使用米其芙語或克里語作為承傳祖先文化的語言媒介，轉而利用英語書寫，其中所產生的語言錯置，除了表現媒地文化結合主流語言的混語情境，更重要的是凸顯當代媒地文學作為「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的價值。

康玻使用英文書寫有文化錯置和多元混語之效應，或許可以參照德－瓜討論卡夫卡作品的見解，以便進一步釐清「小文學」的語言應用。換言之，當代媒地作家如康玻、柯樂藤（Beatrice Culleton） 或梅若蔻（ Lee Maracle），她們使用主流語言英語銜接媒地族內的城鄉差異，文化邊界移動後，原先的語言障礙逐漸消失，非母語書寫更能解釋媒地小文學的革命與反動力量。根據德─瓜的說法，「小文學」（minor literature/ littérature mineure）的定義是：「在主流語言內的小眾所建構出來的」書寫（Deleuze & Guattari, 1986: 16），其中主要的特色包括「語言的解疆域化，個人與政治的立即性結合，表述行為的集體性配置（the 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Deleuze & Guattari, 1986: 18）。所謂「小」意指在年齡或文化進程上的從屬、低劣的位階。然而，如果將媒地書寫解釋為少數族群的創新力量，「小文學」一詞則進一步帶有激進的潛在性與倫理意涵，應用德─瓜的思想來討論康玻的作品，也因此更有討論的空間：「我們也許可以說，『少數』一詞已經不適於作為某些文學的修飾語，而是指任何在通常被稱為重大的（或已確立的）文學內部中，產生文學革命性的條件」（Deleuze & Guattari, 1986: 18）。媒地這類被異化的族群試著想回應以下的問題：「當今有多少人生活在不屬於他們自己的語言之中？那些不再使用或者尚未使用自己語言的人，或者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地，使用著自己非使用不可的語言的人，當今又有多少？」（Deleuze & Guattari, 1986: 19）《混血》以軼事性質的口語故事，從文本內部參與德－瓜所謂小文學或邊緣性的集體參與。此處，「小文學」是產生革命性變化的動力，不僅具有去合法化、去殖民的顛覆力量，也能跨越「少數文學」的刻板定義。此外，媒地文學的口述特質（orature）兼具敍述內部或外部的文學形式，結合瑣碎零散的軼事，是《混血》作為小文學得以衍生文化差異的主要憑藉。

        小文學具有少數族群創造生存空間的革命力量，但是，根據《混血》以英語書寫的文化實踐而言，小文學所使用的語言卻不一定是少數族群使用的方言。. . . . 克里族衛理公會教派傳教士凡斯（Rev. James Evans, 1801-46）極力推動書寫克里語，對瑪莉亞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書面的克里語無法有效傳達口語克里語的音節構字與情感，這就彷彿創造了另一新的語言 . . . . 。同樣的，《混血》的主敍事者使用所謂的「標準英語」，其實也是充滿既抗拒，卻又形影不離的矛盾。康玻在「簡介」的篇章中就指出以英語書寫的困境。. . . . 英語成為媒地族的新母語，而使用新母語的同時也凸顯故鄉方言的亡軼位置。英語成為當代媒地族人溝通的主要語言，更也是傳統媒地文化得以傳承的管道。換言之，《混血》的英語書寫不僅表現當今加拿大英語使用的內在變化，此時英語作為媒地新母語業已涵蓋克里語與法語的文化，康玻的英語書寫實為潛在異化的疆界。

零散的小故事或脫離時序的敘事是《混血》挑戰當代加拿大英語文學的首要寫作技巧。本作品常有前後不連貫的情節，甚至反覆的片段，使得整部作品帶有原住民口述傳統的循環風格。這類故事以循環的方式，反覆出現，並且重返回古老、已被忘懷的故事。這些小故事通常以各式不特定的敘事方式進行，情節極其瑣碎，沒有嚴肅的意義，甚至無關事件的前因後果，其小故事既不經典也不浪漫，呈現的是庶民日常生活與主流文化的距離。此外，這類的微型敘事不斷翻動、重塑整部作品的敘事，進而賦予敘事該形式本身獨立的生命，這不僅抒發作品本身的悲傷氣氛，同時也以文字營造解決困境的發聲機制。軼事即是其中的一種微型文類，最適合用來訴說當代媒地族人的生活經驗。瑪麗亞成長過程中充滿短暫偶發的境遇，隨機的生命經驗伴隨著周遭人事變動的居無定所。流離失所是《混血》的主要基調，其中比較確切的敘事乃是由個人的童年與懷舊回憶所建構而起的流逝空間。然而，此一回憶空間之完成僅在《混血》尾聲赫然乍現，滿懷希望地歌頌兄弟姊妹情誼，企圖建立指向未來的動力與想像。軼事文體是《混血》成為媒地小文學代表的主要依據，使得康玻的英語書寫足以內蘊著媒地經驗的機關。軼事此一文體巧妙結合媒地族半遊牧式的生活風格，穿梭於以英語鋪陳的歷史書寫與加拿大國族記憶中，原本不見容於加拿大英語文學史的碎片，意外成為未來媒地文藝復興的新機。此外，碎裂、散逸、片段的敘事並非刻意挑戰主流敘事的莊嚴與工整，恐怕也無力對抗國家機器的縝密與堅固，它僅能做的，唯恐就是展示另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

《混血》中的軼事很活潑，通常都以口語的對話方式，表現嘲弄主流價值的顛覆特質。書中幽默的軼事和瑪麗亞童年如短電視短劇般的情境，兩者都採用簡潔、明快的風格，除了述說媒地族的民間傳說、特異人士、童話、鬼怪、迷信，同時也陳述媒地族人必須面對的生活困境與文化適應。這種軼事具有特殊的凝聚力量，在日常生活不經意的瞬間，集結不同的方式描繪媒地族與外族進行文化會合的互動過程。《混血》書中所描繪的講故事模式（storytelling）是瑪麗亞童年時獲取文化滋養，也是她建立媒地文化屬性的重要憑藉 . . . .

        《混血》裡的軼事常是這類喜劇人物玩笑嬉戲的言行，瑪麗亞擔任敘事者，而講述故事的手法則成為族裔文化交流的場域。相較於其他作為族裔社群交流的社會空間，康玻作品所呈現的軼事場域更具有互通相容的層次，同時也創造改變現況的新文化屬性。故事中，瑪麗亞的學校生活難免出現族群間的隔閡與彼此的對抗 . . . . 此間，學校變成反諷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種族間的疏離、文化的鴻溝竟然在此劇場般的場域，彼此干預，相互撞擊。. . . . 學校不再只是教育或學習知識的處所，更是嘲弄族裔與批判社會習俗的場域。在這鬧烘烘的教室裡，加拿大當年的族群情境頓時停滯，媒地族與其他族群卻從語言、笑聲、信仰、學校教育及生活經驗等面向，相互認識彼此的文化，過程清晰生動。此時，原先即存在於媒地文化的雙重意識，使得艾力克斯•凡德這位媒地搗蛋鬼（trickster）將這位歐裔老師耍得昏頭轉向，無言以對。此時，老師不再佔有傳遞知識的威權位置，艾力克斯則在玩笑中真切地回應老師，彼此認識。於是，媒地屬性中的互相並置、彼此啟蒙的精神，若隱若現，其中的歐裔與媒地族不再各據一方，而是內外相互觀看，新文化屬性在學校教室的英語、克里語、法語、則在笑聲中，往返進行。搗蛋鬼以自嘲式的幽默，進行詼諧的抗爭，不僅嘲笑歐裔殖民論述的固執，同時也淡化抵制過程中的尖銳對抗。瑪麗亞的說故事方式成功翻轉歐裔進駐殖民者對待原住民或媒地族的方式，過去的輕蔑與誤解也變成笑聲。學校開學日的這段軼事成為重新詮釋「媒地是次文化」的工具，彰顯的是原先歐裔族群無法領會的媒地文化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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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小結

這場嘻笑場面解構了歐裔移民者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行為作風。玩笑本身不再是陪襯主流價值的配角或「次文化」，而是矯正偏見的工具，在本身不再是陪襯主流價值的配角或「次文化」，而是矯正偏見的工具，在思維一度深陷族裔區隔的危險。過去的族裔論述以血統斷定文化屬性，曾經深深斲傷媒地族，即使利用血統進行族裔區分的方法也仍有其懷舊、便利、容或不見得有利於歐裔移民者本身的政治價值，康玻卻選擇以創造未來的方式來面對歷史。她將憂患的歷史折衷成笑話。如此一來，她的作法不僅化解自我傷害，同時也抵銷了憤怒。歷史沈澱後的恐懼與犧牲在康玻筆下蛻變成自由、重生、與救贖。康玻寫過不同文類的作品，書寫風格也一再變化。《混血》的文體比較接近她在 1980 年出版的童書《小小袋獾與火精靈》（Little Badger and the Fire Spirit），即便訴求議題具有顛覆性，語言不是相對穩定。然而，1995 年出版的《讓路人》（The Road Allowance People）（Camoell & Racette, 1995）其語言風格、內容中的政治宣傳，不言可喻，而其混搭的激進語言更凸顯其語言的多元與豐饒。在《潔西卡之書》（The Book of Jessica）（Griffiths & Campbell, 1996: 86）書中，康玻寫道：

我的族人一路走來，拾起許多其他文明的父母親幾個世代以來所捐棄的所有事：道德傳統、神聖事物、歌曲、祈禱、以及所有事等等，如我們試著帶上圍巾，以及跳著吉戈舞。如果你看到我們混血的人們有著什麼，你就會看到這些事物其實是先統合在一起，並且幻化成另一新的國度。

混搭在康玻晚期作品已經轉變為接納與融合，並似乎重新又回歸十九世紀中期歷史記載中的媒地特色，其中也表達了其他族群共和的團結經驗。康玻反覆連結旁枝未節，運用軼事描繪出語言中一些真切的時刻。不論是一幅維妙維肖的人物畫或稍縱即逝的畫面，都是提供鄉間媒地生活的另一種關點，並且，也是康玻童年時期在薩克斯其萬省的媒地經驗。雖然康玻本身身兼敘事者，有時是事件的中心，但是不同聚合的軼事還是可以與瑪莉亞的童年並置，交叉閱讀。

本出版在七○年代的媒地傳記，長年以來並未受到加拿大英語文學研究的正面肯定，不論是文類的歸屬、敘事技巧、甚至議題是否過於政治化，在在考驗這部作品的價值與貢獻。然而，康玻以否決自我、切斷連續的書寫方式，脫離了敘事線性，但卻也意外地產生碎片與零散情節，激發多元重組的當代媒地文化特色。巴斯指出，康玻的作品總帶有「一種極為複雜的藝術性」，成功地創造出具有「連續式的現在」（Buss, 1986: 162）。《混血》以媒地女性的經驗參與了自傳書寫的女性文學傳統，因此，我們看到了女性自傳體所體現的細微與斷裂。這種「連續式的現在」之所以可能，主要就是利用現代自傳體的本體矛盾，它勇於自我意識到自我的歷史敘事，選擇斷裂與重組的艱困，同時，它也創造未來敘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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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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