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power 生物權力; 生命權力biopouvoir

生命權力係指國家透過國家機構來管理該國民的生命、身體、健康、生育等關乎生命的事務。然而，國家對人民生命管理的治理術(arts of governmenty)隨時代知識型(épistémè)的改變而更迭：在古典時代，國家管民人民的治理術乃將人民視為一個個的身體，並以近乎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知識型或治理術來剝奪其生命的權力。國家使人民生育，也有使之死的生殺大權。但是，到了十八世紀，國家對人民的管理係以「人口」（population）的概念來管理。所謂的人口，就是「能表現特定生物特徵的生命體與其共存者的一個總合體」(un ensemble d'être vivants et cœxistants qui presentent des traits biologiques et pathologiques)（Revel 2002 : 14）。視人民為生命體(the living being; le vivant)，並且控制(control)人民的生命，預防、預測任何威脅生命生長的事件(event)

在《必須保衛社會》 (2003)的法蘭西學院的課堂講座裡 ，傅柯說生命權力就是「一系列的整體過程，如出生率（ratio）和死亡率，再生產比率，人口的繁殖等等。」 （243; 229）。於1979年，傅柯則帶入「合理化」(rationaliser; rationalize)的概念 。在十八世紀開始出現了所謂生物政治的行為，他說：「它[生物政治]力圖將健康、出生率、衛生、壽命、種族……等等問題合理化（rationaliser）。一群活著的人組成人口（un ensemble de vivants constitués en pupulation ），這一特定現象，使得治理實踐必須面對這些問題。 」換言之，藉由國家相互重疊(overlapping)的行政機構（如小學，中學，衛生所，軍營）所交織出的權力(power)，國家將其所治理人民的對象是身體，並進而對於人口的控制。傅柯在性史認為所謂的生命權力的時代就是「許多不同的馴服肉體和控制人口的技術一下子湧現出來。」(Foucault 2003, 140; 104)。在這生命政治的社會裡，人不僅僅是如微血管權力（capillary power）交織網下的馴服的身體，更也是自己會主動生產（如所謂的「增產報國」）；反之，在這個社會裡，它也會控制或分配其人口(population)的數量。

其治理的方式乃是用經濟的方式(用最小的付出，以獲取最大值的利益)來管理(administer; gérer)人口，身體，及其生命(317; 167)。到了十七－十九世紀，權力技術所追捕的對像是將人視為一具具的身體(man-as body) 。十八世紀後半葉，權力技術所追捕對象乃將人視為是活體，活生生的人(man-as-being)，或是生物上的物種(man-as-species) 。並且，傅柯將生命權力自從十八世紀以降，可以被視為一種控制、計算、預測人口的技術(technology)。而這種技術可分為兩種：(1)懲戒式技術，與(2)以人口與生命為主的技術。傅柯說：「一種技術就是懲罰式的(disciplinary)；如此的技術著重於身體，生產個體化的結果，並且操控身體是為使自身變得有用並且溫順的力量來源．」(Foucault 2003: 249/ 1997: 222)．關於第二種以人口與生命為中心的技術，傅柯說：「第二種技術不是著重於身體，而是著重於生命；這種技術集中於純粹屬於人口的大眾的後果．其技術試圖控制可能在活著的大眾中產生的一系列偶發事件；並且也試圖預測（若必要時會變動）這些事件的概率（可能性），無論如何要補償其後果．」(Foucault 2003: 249/ 1999: 234-235)

在《性史一》時，傅柯認為生命政治的概念，係自於古羅馬時代的「父權概念」 （patria potestas），賦予羅馬的父親擁有「支配」(dispose)子女及奴隸的生死大權。(132【英譯】; 100【中譯】) 在古典時代，國家的治理技術是對於其治理的人們有其「使之生，讓之死」的生殺大權(“make” life, and “let” die/ le pouvoir de « faire» vivre et de « laisser» mourir )。 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如此的國家治理技術的知識型便有著截然不同，並且比較正面的思維：使人們生育，並且足以生產。更有甚至，在二十，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下的今天，為了確保國家的國民生產力，在國民的生命所涵蓋的國家統轄部署中，國民生命舉凡其教育，衛生，出生率，壽命 ……等等，皆有著更健全的支持(support)與控制。在此，傅柯極為漂亮地展演出一個「知識斷裂」(epistemological break)，將原本較為負面思維的治理術（強調生命的死亡），轉換成一個極為正面思為的治理術，並強調生命的生長與生產。

如傅柯在其一篇＜社會醫療的誕生＞ 文章，直指從國家到都會區，乃至窮苦人家，國家醫療對人體生命的醫療化介入。傅柯直指在十八世紀末期，如黑死病這樣廣大流行的傳染病不再威脅社會的「上流人士」，但是，尤其在英法兩國，上流人士眼見法國大革命時，下層結構的窮苦人民的反抗誠然會構成其上層結構人民的安全嚴重的威脅；再者，上流人士所謂較體面的文化或政治的活動，仍然得仰賴這廣大的窮苦人民勞力付出及支持，如：垃圾的清理，送報紙等。所以，上層結構的人民也試圖介入窮人生命的健康，並提供窮人可以付擔得起，甚至免費的醫療資源，使其生命得以安全無虞，防微杜漸。在公共衛生方面，政府對個體醫療化的介入處理，以確保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公共衛生。這也說明為什麼會有更精細且更理性方式的引進，如保險、國民儲蓄、個人安全。

種族歧視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必須保衛社會》的法蘭西學院的課堂講座裡，傅柯將其生命權力的概念，放在種族主義、納粹主義等議題，挑戰以往所謂「種族仇恨」或達爾文主義的觀念。

傅柯將種族主義看成戰爭：「若你想活，別人就得死！」(255)在這層意義上，僅是別人的死亡確定了我的安全而已；更甚，別人的死亡則意味著他者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other)或低劣種族的死亡。由此觀之，自我的生命將會變的更健康、更純種。抑有甚者，在此「理性」機制中，他者就會被視為政治意識型態的絆腳石，或是對於自我民族的人民(population)內、外部，造成威脅的他人。而既然自我的人民的生命遭受威脅，自我即有權力 （甚至是命令式的權力[imperative to kill]）殺死那些造成威脅自我生命的他者。如此一來，自我的種族方能改善，甚至進化。倘若如此的思維被放在規範化的社會裡，每個人便得以有權來殺人。如此一來，一旦如此的論述作用於個體的生物模式後，種族主義便可以合理化殺戮的行為與權力。傅柯在此有意挑戰十九世紀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單僅是所謂的該種族的進化，而是個體擁有殺死他人的絕對命令權力。

在十九世紀以前，種族主義所擁有殺人的權力是面對一種族生命遭脅害之際，後者定該除之。而十九世紀以後，自我則認為除卻別的種族，不但有助於自我民族之精進，並且也是自我民族的再生(regenerating)。如此較「高級」民族的種，必須更健康地生長，必須更純種地繁衍。在此，不得不讓我們想到德國的納粹主義：他人民族的滅亡不僅僅是種族主義的最高目標，而是自我民族曝露在死亡的刀俎之上，且，他者的存在對「高級的」亞利安民族(the Aryans)造成絕對與普遍式的死亡威脅。如此一來，合理化種族主義，便無限上綱，上至國家，下至百姓。若鄰居像是造成國家威脅的他者，便人人得而誅之。

如上揭「使之生，讓之死」的生命權力，在此諸如社會主義國家或納粹主義，生命權力不但有著古典時代剝奪生命生殺大權，更有著十九世紀以降的現代思維，進而對人民生命的保護、管理、生長(protect, manage, and multiply)的權力。而如此既保護，又剝奪權力的社會或社群如此矛盾(antinomy)的主權國家，則影响了義大利許多的政治思想家。如：Esposito則提出 “immunitary paradigm” (免疫典範)來說明一主權國家之社會：一方面為了保護生命，另一方面則剝奪其生命權力。

傅柯生命政治的異/義聲
傅柯所提出的生命政治，深深地影響著義大利的政治思想家。更甚，在義大利思想家努力的工作下，該概念得以有著更豐碩的成長，儘管有些許的批判與差異。其中較為卓越的，實屬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奈格里（Antonio Negri + Michael Hardt)），以及Roberto Esposito 。但可惜Esposito的英譯本甚少（只有二本），在台灣，以及整個英語世界的對他的研究，是相對較少的以下將針對其思想與傅柯所交互影響而產生出的思想火花而提出概要式的論述。

Agamben
由於阿岡本所承襲的思想系譜與傅柯截然不同，他對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則加入了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認為傅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應該仍須考慮到主權轄域以外，被棄絕的裸體生命 (bare life/ nuda vida)。 他認為生命可以分成

希臘人用兩個術語—zoé 和 bíos—來描繪兩種不同的生命(life)形式。zoé指的是所有生物（包括動物，人，或神）單純地存活此一事實，而bíos則意指個人或群體活在某種適切的生命形式或方式；前者只是單純地活著，後者則活在某種理想的形式當中。如果人只是單純地活著，只擁有吃東西、睡覺、撒尿、生命等生物基本需求，人與動物幾乎相差無幾。對於亞里斯多德而言，理想的社群不能只由一群單純活著的人所組成，而必須透過政治達到某種理想的命方式 (Agamben 1998: 1-2；譯文轉引自林建光2010: 27)

藉由阿岡本的陳述，我們可以知道，亞里斯多德的這兩種生命形式，以及傅柯所謂的生命，其實仍屬於國家管轄或主宰的生命體．阿岡本則藉由被禁錮在集中營中的猶太人（他們被稱為der Muselmann，也就是德文「穆斯林人」的意思），血淋淋地描述一種「人」，其生命型態毫無人類所有的特色．有的只有痙攣，或是像木乃伊的行屍走肉的(living dead)「人」．此番概念一方面挑戰了傅柯對於人或生命體的概念，另一方面亦擴增了傅柯對於生命權力的論述．

Negri + Hardt
根據傅柯的說法，國家對人民生命的介入與控制係以人口的概念來看的，但是，奈格里與哈特看來，以人口的概念來做為一國家控制人民生命的知識型則消卻了在國家中所有形形色色的人們與各行各業的階級，使之減化成同一主體性(one identity)。是故，他們提出「諸眾」(multitude)的概念，以強調其所有的組成的多樣性(the multiple)。諸眾所組合而成的是特異性(singularity)，他們說：「我們的閱讀不僅將生命政治視為是在地性的生命生產力量（也就是，藉由社會合作與身體及欲望的相互作用的情感(affects)及語言生產，或是對自我與他人關係的新型式的創新），並且也肯定了生命政治作為為主體的創造，一方面既是反抗，另一方面又是去主體化的．」(Negri& Hardt 2009: 58-59) 由筆者看來，傅柯所描述的生命政治，往往著重於國家對於個體的管理與治理；而奈格里與哈特則將此概念放置於反抗與 （新主體）創造的潛能上．一系列很成功的例子是，在2011年時，中國的「茉利花革命」，乃至於回教國家（如：埃及﹅敍利亞﹅利比亞﹅葉門）所掀起的對於極權統治的反抗力量．一方面，他們是生命權力宰治下的生命體，然而，如奈格里與哈特所說的，他們藉由共同的情感(affects)所凝聚成的反抗力量，既是去除與反抗原本極權政治下的主體，同時也生產與創造出一種新的主體．

Esposito
Esposito則帶入德西達在討論美國911反恐活動所提出的「自我免疫」(autoimmunity)概念，直指美國在恐怖攻擊後，猶如驚弓之鳥，其自我防衛機制過度提高（猶如醫學上的免疫），反倒造成民主的倒退，演變成民主的自殺。而其自殺或「死之驅力」 (death-drive)不是源自於自我免疫本身，而是自我。德西德如是說：

Autoimmunity is always, in the same time without duration, cruelty itself, the autoinfection of all autoaffection. It is not some particular thing that is affected in autoimmunity but the self, the ipse, the autos that finds itself infected. As soon as it needs heteronomy, the event, time and the other. (Derrida 2005: 109)

但是，Esposito則是正面地解讀社會的「自我免疫」機制，強調彼此間(communal)的溝通性(communication)，以召喚新的社群，一個即將來臨的「虛擬」社群(a coming “virtual” community)(Campbell 2008: xvi-xix)。再者，儘管傅柯的生命政治強調生命與政治之間所謂的生命政治，但是，在Esposito看來，傅柯的概念仍稍嫌負面：傅柯的生命政治仍是一種「死亡政治」(tanatho-politique)，仍然還是傳統主權國家的概念（Marzocca 2005:12）。

Esposito在其《Bíos：生命政治與生命思想》書中指出，在傅柯論述下的生命與政治之間，兩者都是外加的形式(superimposed [. . .]in an external form)。Esposito則認為生命與政治之間是無可分開的整體(Esposito 2008: 45)。政治應該是內在於生命，而非由一個超驗的主權國家來統御生命的。最後，承襲史賓諾莎與德勒茲對生命的概念。他認為生命是「生命常模」(norm of life)。當然，他所謂的「生命常模」不是像傅柯趨於對「常模」該字的負面解讀，而認為該「常模」是一種驅使生命展現其內潛力(potentialties)的權力。生命，誠如德勒茲所認為的，就在其內在平面之中；生命就是生命本身，別無他物。生命是無人稱的生命，出現在一個人還未進入社會化中的個體性(individuality)；她是前個體性的（pre-individual）；她是特異性(singularity)。

Bibliography

Ajavon, François-Xavier. “Biopolitique.” Abécédaire de Michel Foucault. Ed. Stefan

Leclercq. Paris: Les Editions Sils Maria, 2004. 21-23.

Agamben, Giorgio.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8.

Campbell, Timothy. Introduction. Bí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By Roberto Esposito.

Trans.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8. vii-xlii.

De la Durantaye, Lelande. Giorgio Agambe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 Stanford UP,

2009.

Derrida, Jacques. Rogues: Two Essays on Reason. Trans.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5.

Esposito, Roberto. Bí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 Timothy Campbell.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8. [2004].

---. Catégories de l'impolitique. Trans. Nadine le Lirzi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05.

[1988 et 1999]

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1975-76. Trans. David Macey Ed.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New York: Picador, 2003.

---.Il faut défender la socialité :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Ed. Francois

Ewald et Alessandro Fontana.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 et Editions Seuil, 1997.

---. “The Birth of Social Medicine.” Trans. Robert Hurley et al. Power: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New Press, 2000. 134-156.

---. “La naissance de la médicine sociale.” dans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Ed.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Paris : Gallimard, 1994. 207-227.

---.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dans Dits et écrits III, 1976-1979. Ed.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Paris : Gallimard, 1994. 818-825.

---.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1978].

Lazzarato, Maurizio. “Du biopouvoir à la biopolitique.” in Multitude. 2000.

<http://multitudes.samizdat.net/spip.php?page=imprimer&id_article=210>

Negri, Antonio and Michael Hardt. Commonwelth. Cambridge: Harvad UP, 2009.

---.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USA: Penguin Books, 2005.

Marzocca, Ottavio. “Biopouvoir, biopolitique, politique déclinaisons italiennes.”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a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Le politique vue avec

Foucault,” Science Po, CIR, Paris, 7-8 janvier 2005.

Revel, Judith. Le vocabulaire de Foucault. Paris : Ellipses, 2002.

Ziarek, Ewa Płonowska. “Bare Life on Strike: Notes on the Biopolitics.” In The Agamben

Effect. Ed. Alison Ross, Durham: Duke UP, 2008. 89-106.

莫偉民 et al.。《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林建光•＜裸命與例外狀態：《洞》的災難想像＞•《中外文學》•30.1(2009) :

9-39.

周俊男•＜生命政治、自我外化、界面管理：試以傅柯理論閱讀《關鍵報告》的後

人類倫理＞。《中外文學》•30.1(2009) : 37-81。

傅柯中譯本

汪民安 譯 < 生命政治的誕生 > 引自：《福柯讀本》汪民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167-171.

趙文 譯 <十八世紀的健康政治> 引自：《福柯讀本》汪民安主編•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88-100.

錢翰 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佘碧平 譯《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