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士弘

July, 2010

Rhizome 塊莖

德勒茲與瓜達西(以下簡稱「德－瓜」)挪用一植物學的專有名詞–「塊莖」–來闡明其以域外來做異質連結與多樣性的連結概念。此一概念所直指的敵人，便是「樹」。

例如在《聖經》中，樹便是一顆智慧之樹，並能分辨善與惡的樹。笛卡兒在其＜《哲學方法》前言信＞(Lettre-préface aux Principes de la philosophie)指出，「所有哲學猶如是一顆樹，其根是形而上學，其樹幹是物理學（physique），其分枝便是樹幹不同學科/科學(sciences)的延伸。」[1]。

在＜《形而上學是什麼？》導言＞[2]中，海德格也承襲如此的哲學/形上學傳統，認為：「存有之真理就可以說是基礎 (Grund)，作為哲學之樹根的形而上學即被保存在這個基礎上，從中獲取它的養料」(366)。接著，他說：「作為樹之根，形而上學把一切養分和活力輸送到樹幹和樹枝之中。根在土壤深處蔓延，由此，樹才能為了生長而從土壤深處生出，並因而離開土壤深處。哲學之樹從形而上學所植根的土壤中長出」(366)。[3]根據程黨根的說法，其樹的隱喻所指的便是，人的心靈按照基礎、本質、系統、層級原則來分類、組織、儲藏各種知識。樹的形象是根。它有著直根（主根）、樹幹、樹枝、樹葉的層層遞進系統，而二元邏輯(binary logic)便是從樹根到樹葉的演進原則。[4]

德–瓜在《千重台》的首章概要地描述出此書的梗概。他們所提出的塊莖概念，是一種以反對樹的概念，反對其由「一」變「多」的統一、同質的概念。其塊莖的概念不再是找尋其開始抑或終點，而是界於中間(in the middle/au milieu; between-ness/ entre-deux)：開始，係為傳統哲學所欲探尋/循的本原；終點，係為目的論(teleology)。申言之，界於中間係指從二元論的討論上逃逸，使既有概念的唯一真理鬆動。

再者，德–瓜也批判了自稱是「進步」(advanced)的學科，可以以一的法則作無限的發展、由一變二、由二變四。抑有甚者，在我們英文系大學訓練的語言學課程裡，我們都會將一個句子──有的甚至有其多樣性、歧義性的句子──用一種樹狀的結構來分析，邏輯化：任何的句子都可以由S這一點來出發，並延伸其分枝，杭斯基(Chomsky)的樹狀圖。就此而言，任何的句法都是從S這單一點為起源所開始，並且無限地延伸（ATP 5）。

But the book as a spiritual reality, the Tree or Root as an image, endlessly develops the law of the One that becomes two, then of the two that become four. . . Binary logic is the spiritual reality of the root-tree. Even a discipline as "advanced" as linguistics retains the root-tree as its fundamental image, and thus remains wedded to classical reflection (for example, Chomsky and his grammatical trees, which begin at a point S and proceed by dichotomy).

德–瓜批判西方的各個學科，纏繞著一種鬼魅──一種叫樹狀思維的鬼魅：

It is odd how the tree has dominated Western reality and all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botany to biology and anatomy, but also gnosiology (真知學), theology, ontology, all of philosophy . . . : the root-foundation, Grund(基礎), racine, fondement. (ATP 18)

樹狀思維帶給西方的是一幕幕令人神傷的思想影像(a sad image of thought)。因為樹狀思維的結構所植基的，是以單一中心，抑或更高級的統一體來做無止盡的模仿(imitating)。同樣地，德－瓜急欲打破如此單一中心結構的思維。因為樹狀思維是等級式的，以「一」為基礎、超驗的(transcendent)的單一真理。而如此的思維，猶如像國家機器這個概念所體現的，它將以一種超驗式的思維將任何的他者性(alterity)強行地拖進同一性或認同(Recognition)的主體思維中；那是一條既定的路徑，並由前人或已知的概念所走過的路徑。任何的他者性，無論它如何地特異或異化，它永遠是被該認識主體所納入，區分，定義或認知下的「他者」。他者不再是有其特殊性或異質性，而是被單一化，減化、純化(gentrified)的「他者」。他者性原本或許可以引發一系列創造性思維可能的創新，一旦被納進已知的既定形式來規定他、規範它，則還是已知的思維本身，一切創造(creation)就不再可能了。猶如柏拉圖理型的概念，任何離理型愈遙遠的東西，就意味著它愈不符合理型或真理。所以德－瓜兩人急欲打破，並且跳脫出這種思維，並且召喚出一種「即將到來的思維」(une pensée à venir; a thought to come)。

德–瓜所卻提出的是一種永遠與域外產生連結，偶遇(encounter; rencontre)的思維，它總是差異自身的廻返。首先，他們說：

We're tired of trees. We should stop believing in trees, roots, and radicles. They've made us suffer too much. All of arborescent culture is founded on them, from biology to linguistics. Nothing is beautiful or loving or political aside from underground stems and aerial roots, adventitious growths and rhizomes. (ATP 15)

如上面的介紹所揭示，對於如此植基於較崇高統一體(higher unity)的思維，是排他的，所以，在這種世界裡，「沒有什麼是美麗的、有愛、有政治的──除了地下莖，氣生(aerial)的根，冒險的生長與塊莖。」

對於塊莖概念，他們提出六種原則：

1.          連結的原則 （principle of connection）：他們認為任何一點都能夠，而且必須與其他的點產生連結。[5]

2.          異質的原則 （principle of heterogeneity）：同上所揭，塊莖思維所產生的連結，並不是同質化，服膺於某種主體或單一法則的連結；反之，它是永遠與域外、他者、陌生人、女人、小孩、遊牧者等產生的異質性的連結。對此，James Williams在其《德勒茲<意義邏輯>的批判性簡介》[6]中提到，所謂的連結並不意味著植基於某一法則而產生的結構式、穩定的、同質性的連結，而是像褶曲（fold; pli）與其他物不斷地做內在的連結。[7]

3.          多樣性的原則（principle of multiplicity）：一旦「多」(the multiple)能有效地被視為是實體的(a substantive)的，「多」方能稱為「多樣性」(multiplicity)，換言之，它不再與「一」(the One)的主/客體, 精神/自然之間有任何關係。

4.          無意指/無主體斷裂的原則（principle of asignifying/　asubjective rupture）：一個意符(signifier)不再去再現意指(the signified)，反之，則是意符與意指產生了斷裂：意符不再卑微地為意指來服務，而是背叛意指，從意符－意指兩者間如膠似漆的關係中，倏然斷裂，去轄域化，並且沿著逃逸路線(lines of flight; ligne de fuite)而遁逃。其主體概念，不再是笛卡兒式的「我思」(the Cogito)，而是「我思」（the Cogito）（恕我用德西達式的表達方式）。它不再有主體，他是「無主體的主體」（un sujet sans sujet）、（前主體） (pré-sujet)、「胚胎式的主體」(sujet larvaire)。他說，所謂的主體，不是已經建構好的主體，而是一種仍在形成、流變的胚胎主體，那是差異強度的場域。(Antonioli, Deleuze et l'histoire 76)

5.          製圖學的原則（principle of cartography）：塊莖不是踪跡，更像地圖。其地圖是對外敞開的，與異質或域外產生聯結。塊莖有無數的入口和出口，有自己的逃逸路線，並且其他的塊莖連結。

6.          貼花的原則（principle of decalcomania）(ATP 7-13).

這個概念對各個學科的啟發是意義深遠的：

l  對性別研究的啟發：

在性別研究中，樹纏繞在人們的思維裡；男/女二分的性別刻板印象是既定與規定的。德－瓜所召喚出的性別，不是植基於以男／女二分的性別標準，而是一千種性別。他/她/它流變為女人、流變為小孩、流動為動物、流變為不可感知。

l  對後殖民的啟發：

在後殖民研究中，廖炳惠指出：「利用這種觀念，許多文化研究者與殖民主義者發現，權力並非二元對立，有主奴之分，或從從核心垂降的，而是多點散播，吸收內化和拒抗，用新的形式來發展的交織糾纏的網狀結構 [. . .]。因此不斷流動卻又多點散開的狀況，可以產生來自於各地的發展，去挑戰一神論或某種殖民者、有錢有勢者想發展的神話。[. . .] 所謂的正典、標準，乃至於直線的權威，都被質疑。」(222-23)

l  對於教育學的啟發：

在台灣填鴨式的教育裡，總是工於心計地計算或用「贏」的邏輯做最有效率的學習。自從行為主義（刺激－反應連結），抑或結構式的 Glasser 教學法或Ausbel 所提出的前導組織（advance organizer）教學法，無不是對於已知的概念或知識，無盡地去再現、牢記。教育，儼然只是對已僵化的已知（或「死知識」）做無限制記憶背誦，呼喚舊有已知的靈魂。

反之，德－瓜所要求的，是一種能從已知的視域中出域、去轄域化，並且流變為一個他者。他不用覆誦、再現已知的知識，履行已知的倫理道德。也因此，將德勒茲思想引入教育學而享譽盛名的澳洲學者，Inna Semetsky，在其《德勒茲、教育、流變》[8]一書中便認為，學習的發生不是再現與行為之間對於同一性(the same)的再現；反之，她認為學習的發生應是「符號與反應間有義意的關係，[. . .]藉由與大寫他者的偶遇(encounter)與差異的重覆。」(76)對此，德－瓜用萊布尼茲(Leibniz)的遊泳選手的例子。對於不會游泳的選手而言，那些只會講：「請你跟我這樣做！」但，游泳的選手的身體卻永遠不會跟著那些命令而做。重點是，選手的身體勇於與外在的波浪產生結合與遇見（encounter），並且，對此域外經驗，選手能持之以恆地保待這樣差異性的重覆(the repetition of the difference)，其選手方能學會游泳，個體方能產生改變的可能。那是趨向，並且重覆那全然的陌生感，以及外在於已知知識的環境。

要之，學習不應淪為對現實已知知識的再現或覆誦，學習儼然只是像一部只能簡易的輸入－輸出的機器人，毫無肇發新或創新的可能。反之，對德勒茲來說，教育應是拋棄已知，並且勇於邁向未知之域、去冒險、去創新，永遠於陌生事物不斷地做連結，產生思想上的力量關係(rapports de force)。

Bibliography

Antonioli, Manola. Deleuze et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u de la philosophie comme science-fiction). Paris : Editions Kimé, 1999.

---. Géophilosophie de Deleuze et Guattari. Paris : L'Harmattan, 2003.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 U of Minnesota P, 1987. [1980]

Semetsky, Inna. Deleuze, Education and Becoming.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06.

Williams, James. Gilles Deleuze's Logic of Sens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廖炳惠 編著•《關鍵詞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詞匯編》•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程黨根•<游牧>•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785-95•

程黨根•《游牧思想與游牧政治試驗：德勒茲後現代哲學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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