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衣仙

博士論文摘錄

第一章第二節

July, 2009

後現代論述中的認同與「空間化」建構

一、後現代認同理論的空間化轉向

    後現代論述視認同一種為具有建構性、變異性、暫時性與複調性的過程：

 「論述」取向的學說視認同為一種建構，是一種總是處在進行中(in process)，永遠不會完成的狀態。…因此，認同是一種透過接合(articulation) 進行的持續過程…認同永遠不會是一體凝聚的，而且近年來有越來越發分碎斷裂的傾向。認同是透過交叉、貫穿、異化、對抗、論述、實踐與置放等方式建構出非單一的多元面貌。這些認同形貌注定很快成為歷史，並持續處在變化轉型的過程中。 (Hall 2000:16-17)  [i]

這段話中綜合了許多後結構認同理論，呈現出後現代將認同視為由各種文化實踐所造成的暫時性集合。這些論述中指出認同是一種論述實踐 (a discursive practice)，是被建構成「論述」而以「敘事」、「再現」的方式存在的，而個人也就是透過論述與敘事將「自我」外顯化(externalize) (Hall 1990: 16-17)。不同再現系統對歷史與空間關係的不同形構方式，也就關係到人們的認同與再現認同方式的差異 (Hall 1992: 301)。透過再現，我們可以看到認同也會因時、因地、因所用的符號而改變，所以認同其實是與意義詮釋系統以及文化再現系統一樣，都是不穩定、也是多義的 (Hall 1992[1987]:277)。這樣的認同，是一種在碎片中不斷作接合的建構過程。

這樣後現代認同觀基本上是「空間化」的。由前一段引文中的「永遠不會完成的狀態」、「置放」、「接合」這些語詞，我們可以看出後現代的認同概念受到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 1959年在《一般語言學的課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語言學理論的影響。索緒爾的理論強調語詞的「空間位置」在意義生產中的影響，後現代的認同觀則強調論述位置在認同建構中的影響。而霍爾採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延異」（Différence）概念來解釋文化差異，Différence在法文中有「延」（defer）與「異」（differ）兩種意思。「延」是時間性的概念，表現了意符（signifier）始終無法追及意旨(signified)，所以認同只有蹤跡，是一種追尋的過程。而「異」則是空間性的概念，「異」表現了符號系統是由語詞在空間上分佈關係的不同而區分的，認同也是一種在「位置」（position）上的差異（Hall 1996:3, Hall 1994:397）。論述位置的不斷改變，造成了認同的持續變化。也就由於這些後現代的認同觀念具有「空間性」，並強調認同是透過「再現」進行，是有「建構性」的，因此相關後現代論述可以作為本論文由「後現代空間化文本」來探討後現代認同的理論基礎。接下來我們提出本論文由這些相關理論中，整合出一種以「斷裂－接合－網絡化」方式運作的後現代認同建構機制。

二、斷裂─接合─網路化：後現代論述建構主體的方式

(一) 斷裂：對大敘事的解構，鼓勵多元主體的建構

後現代所主張的「多元」，形成了一種因「空間化」而形成的斷裂。後現代論述建構者李歐塔 (Jean-François Lyotard) 將「後現代」(postmodern)定義為：對「大敘事」的質疑。他認為在具「現代性」的社會中，知識、行動的合法性是由一些大敘事所支持，這類敘事被用來解釋一切，凌駕其他知識架構，成為評斷大多事物的準則 (Lyotard 1993 [1979]：72)。而李歐塔觀察到在二次大戰後迅速發展的資訊社會中，傳統國家、政黨、機構等已失去了它們的吸引力，不能再用之前的大敘述主導一切，所以他主張用多元的「小敘事」(little narratives)來建構知識 (Lyotard 1993[1979]：76)。這樣的看法，提供了建構多元主體的可能。對大敘事的解構本身是一種主體的自由化，在「小敘事」所組成的多元碎片中，更是充滿重新組構的可能性。所以，雖然「多元主體」將主體「空間化」，但是在這種多元主體的斷裂碎片狀態中，才可能進行李歐塔在多元敘事之外所同時提倡的「悖論式對話」(paralogy)，「悖論式對話」可說是一種「接合」。

 (二) 接合：「悖論式對話」

李歐塔認為後現代有一種對「悖論」的追尋，他提議後現代應該追求的不是共識，而是悖論式的並存 (Lyotard 60-67)，而追尋「悖論」的目的在於從對話中不斷生產意義的可能。「悖論式對話」可以讓人們從成規與傳統的框架中脫解出來，開展出自我的創造力。「悖論式對話」的一個運作方式是允許每個人對某個概念生產屬於自身的意義 (define their terms locally)，並且在對話時，試著進入到對方生產其定義下的情境。所以「悖論」看似自相矛盾，卻是一種在對話中的彼此瞭解與彼此承認，社會因而在得以整體上形成多元異質的場域 (Lyotard 60-67)。

這種「悖論式對話」展現的是一種重視「互為主體性」的認同。所謂的「互為主體性」是在人我之間承認彼此主體性的一種的態度。[ii]後現代解構大敘事後形成多元主體，當這些多元主體中的各個主體建構出的不是一個個間絕於他人的自我（isolate self），而是一個個能夠關注自我與他人關係（I-Thou relation）的主體，一個會去承認他者的主體，那麼這些主體之間就有彼此認識（而非彼此否定）的可能。這也就是說，後現代社會中的主體與主體之間，雖形成「差異」的多元主體，但個人與他者，個人與整體社會之間還需透過「互為主體性」的觀念來幫助彼此之間進行必要的溝通、折衝與互動。這種對「互為主體性」的承認，也就是對「社會組織」（social fabric）的承認。

在建立「悖論式對話」與具有「互為主體性」的認同建構時，其中的關鍵機制是「接合」（articulation，亦可譯為「構連」），「悖論式對話」其實也就是在多元主體之間造成「接合」的一種方式。關於「接合」在認同建構中的作用，我們首先可以從拉克勞與莫芙（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在談後現代政治時所用的「接合」概念來初步瞭解。他們認為任何一個小團體都可以建構一個政治團體，但一個政治團體必須視情況與其他政治團體作結盟，或解開結盟關係，在某種議題下是結盟關係的兩個團體，在其他議題下，可能又是敵對關係，端視情況之不同去做出接合，而一個主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是在每一次的接合建構中產生的(Laclau and Mouffe 188)：

在完整認同中的邏輯與純粹差異邏輯中間的民主的經驗，應該包括對個人在「接合」必要下所產生的多重社會邏輯的承認。但是這個「接合」必須不斷重新建構，也必須不斷交涉。這個「接合」沒有最後達到平衡的確切終止點。(Laclau and Mouffe 188)

雖然「接合」是不固定的，是隨時在變化之中的，但拉克勞與莫芙用「節點」(nodal points)這個概念將認同暫時固定住 (Laclau and Mouffe 188)。

而霍爾運用了拉克勞與莫芙的這種概念，呼籲要以「接合的政治」來抗拒絕對固定的認同觀念 (Brooker 18)，他也將「接合」視為後現代主體的認知、運作與社會實踐方式，也就是將之視為是一種在流動變異的多元網路中，使認同碎片連結在一起與解開連結的主要機制 (陳光興、Hall：101-144) 。深入來看，霍爾的「接合」概念是具有雙重意義的，第一重意義是表示再現、說出、具體陳述，承載著語言狀態、表達等。第二重意義是「聯結車」一詞中的「聯結」，這種聯結可以連結不同的元素，且有著可扣連也可打開扣連的扣環 (Hall 1998:125)。

一個聯結(接合)就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將兩個不同元素，聯結成一個統合體的接合形式。這種扣環並不是永遠必然的、被決定的、絕對的、本質的 (Hall 1998:125)。

一個論述的「統合體」，實際上是不同的、相異的元素的接合。這些元素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重新結合，因為這些元素並無絕對的歸屬。(Hall 1998:125)

由這兩段話可以看出，「接合」這個字的力量在於強調了認同的組成既非固定不變，亦非統一連貫，而是在特定的時空中，某個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變得更具決定性 (Brooker 19)。因為不同的、獨特的元素沒有被賦予必然的「歸屬」，所以元素之間可以用不同方式接合及變換連結。也因為碎裂的概念是對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形式的多樣狀態的接納，所以才能容許「接合」之多樣性 (Brooker 19)。

在霍爾的論述中，認同是論述實踐為我們所建構的主體位置的暫時性扣連點，是主體與論述之流的成功「接合」（Hall 1996:2）。霍爾用海斯（Stephen Heath）在討論「縫合」（Suture）時所謂的「交叉點」（intersection）（Heath 1981:106, Hall 1996:2）來描述這種「接合」。他認為以「縫合」的概念來看「接合」在認同中的作用，則認同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討論的，而是以「將主體置入不同的意義架構（structures of meaning）中」來討論的。所以：

認同是主體雖然知道這些位置是再現的，是從「欠缺」，以及從別人的位置所建構出來的，也因此總是不會與自己感受到的主體等同，但是卻必得承認這樣的位置。主體與主體位置之間的有效的縫合是不但需要主體被承認，也要主體本身願意填入這個位置，這代表了「縫合」需要被視為一種「接合」，不是一種單方面進行的過程。…。」(Hall 1996:6)

以此來看，主體的去中心化並不是主體的解構，而是個體被置入論述架構中的位置，而個人作為與被召喚置入主體位置的同一主體，其主體本身與論述位置彼此之間正是處於一種接合關係中 (Hall 1996:14)。

在霍爾以「散佈」（diaspora）觀念描述動態的社群網絡時，他也指出沒有固定的原初認同或本質性的認同，只有透過轉變和差異，才能不斷重新生產與再生產的歷程式認同 (Brooker 112)，而這樣的認同概念，正出自於接合的多樣性。這些接合起來的論述和社會力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扣接，而得以(但不必然)連結成「統一體」 (Morley and Chen [eds], 1996:141轉引自Brooker 18)。所以這種鍊結鍵式的接合是可斷可連、變動不定，是動態的。「接合」機制可以在多元的個人、社會以及文化之間產生動態的連結。

 (三) 網絡化：以「接合」作為認識論、社會政治與主體建構的方法而形成網絡

「接合」概念之所以在後現代認同中有重要角色，在於「接合」機制除了能處理這種屬於同一階層的主體之間的關係，還能更進一步在不同層次的主體之間進行連結與解開連結。由於每個不同社會層次也都有其各自的主體性，「接合」作為一種方法學，可以在認識論的角度為不同層次之間的關係進行折衝。例如在我們需要去瞭解一件事物在不同層面之間是如何去作協調時，以及在我們需要去瞭解要如何去接受彼此的不同時，就可以使用「接合」的概念。以「接合」作為認識論可以使不同層次之間不但能共構出一個「網絡化」的整體，也能保有各自的主體性。也就是因為如此，「網絡化」（networking）被視為是在全球化與資訊化時代為各地保有文化認同與地方認同的一種策略。

卡司特1996年在《網絡社會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一書提出「網絡社會」的看法，他認為「網絡化邏輯」是資訊化社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與關鍵特色之一（Castells 21-22）。卡司特的網絡社會理論也強調資訊化社會在文化與制度上的多樣性，他認為「網絡化」是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發展中保有其獨特性與差異性的方式，他也以經濟生產與社會運動的角度，詳細討論不同社會的不同網絡化方式。具瑞斯（Jeffrey S.  Juris）則延續卡司特的觀點，從對抗全球化的社會運動中，對「網絡化」在全球化潮流下的意義與運作方式作出更清晰簡要的說明。具里斯說明全球化、資訊化過程生產出複雜的空間化型態（patterns of spatializaiton），這種空間化型態包含解疆界化與再疆界化 (Juris 2008：7)，而不斷的解疆界化與再疆界化過程，就是所謂的「網絡化」，能夠提供這種建/解疆界化機制的社會，就是網絡化社會。網絡化的意義在於，雖然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影響下，資本、貨物與人們變成是流動的，但是透過一些「網絡化」的策略，資本、貨物與人們又可以在實體的場域（concrete locales）與社群中被與特定的地方持續連結在一起 (Juris 2008：7)，這是為何「網絡化」會被視為是在全球化以及資訊化時代為地方保有獨立自主性以及建構文化認同與地方認同的一種策略。

至於「網絡化」的形成方式，根據具里斯的分析，在社會政治的網絡化行動中越來越強調文化、認同、多元主體性與網絡結構（Juris 2004：11），因而他認為網絡化的形成涉及到社會與文化的配置，第一是要在不同的獨立元素之間建立同一階層的聯繫與連結（horizontal ties and connection），第二是提供自由開放的資訊流通，第三是透過去中心的協調與溝通促成的合作與以直接、民主的方式作決策，第四是自主引導的網絡化（self-directed networking）（Juris 4-5）。從具瑞斯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在實踐的層次，看到以「斷裂－接合－網絡化」機制在全球化、資訊化時代中建構認同的可能。其所謂的不同的獨立元素也就是由多元異質所形成的斷裂碎片；而在獨立元素之間建立同一階層的聯繫與連結則可以是我們所謂的接合；至於開放的資訊流通、去中心的協調下所促成的不同層次之間的合作與自主引導則是我們所謂「網絡化」場域的形成。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後現代的空間化轉向雖然造成認同問題，但也產生了「網絡化」這種對「認同」的全新觀照方式。至於「網絡化」與認同的關係，則可以從傅柯在1967年所提出的〈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Context of Other Spaces”)一文開宗明義的一段話中找到關聯：

19世紀最重要的著魔(obsession)，一如我們所知，就是歷史。…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該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在「同時性」的時代中(epoch of simultaneity)﹕處在一個並置(juxtaposition)的年代，近與遠、肩並肩、以及星羅散佈(dispersed)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在這麼一刻﹕我們對世界的體驗是，在時間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漫長生命經驗，比不上由連繫各個不同點與交叉間，並與個體自身的錯綜團束(skein)連結在一起所形成網絡(network)的經驗 (Foucault 1986[1967]:22)。[iii]

傅柯在這段話中描述了一種在並置的碎片中進行連斷的網絡式歷史建構方式，並將之引伸到認同的建構。這是一種在空間化歷史中建構建構「網絡化」歷史的可能。這個空間化的歷史經過「連繫各個不同點與交叉」、「與個體自身的錯綜團束連結在一起」而「形成網絡」的過程，成為網絡化的歷史，藉由這種網絡化的歷史建構可以產生建構網絡化認同的可能。

在網路化的認同中，「網絡化」的運作機制與主體建構的關係，則可以用王志弘統合多位學者理論後所做的描述來了解。他指出：所謂的網絡，是透過各種機制將「互動」綜合為一種地方性的所在。網絡場域框設及總和著各種物質、活動和關係，但總是處於持續的變動、轉化和變形過程中，永遠不會完成。網絡場域中的異質的行動者或行動體（包括人類、物件、機器、自然、論述與地方…等）共同建立了這個網絡，而一個「網絡化」的場域則提供了行動者行動的可能，並賦予行動者主體性。所以在網絡化場域中個人的認同並非獨立自存，而是根據其在網絡中的位置而定。並且這些行動體不具有先驗的本質與能動性，而是在不同的特殊脈絡下持續進行其主體性的建構（王志弘 2009：13）。這是以「接合」作為認識論、社會政治與主體建構的方法而形成網絡化整體的討論。[iv]

我們從些論述中統合出：後現代雖沒有傳統大敘述來支持認同，但「斷裂－接合－網絡化」的運作機制，可以是在全球化與資訊化社會中建構認同的一種策略。但如同具里斯所強調的，這些都只是「網絡化」的基本原則，事實上不同文化對「網絡化」會有不同的實踐方式（Juris 2004：10），而其各別的特有機制與實踐方式目前仍然有待學者去進行探討。這也是本論文從不同文化生產的「後現代空間化文本」找尋「斷裂－接合－網絡化」認同建構機制的一個理論基礎。接著我們要從不同類型的「後現代空間化文本」觀察後現代時期建構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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