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衣仙

博士論文摘錄

第一章第一節

July, 2009

「後現代空間」的認同問題

認同的統一性在現代論述中已被質疑，到了後現代論述中則進一步被瓦解為碎裂的樣貌，甚至被全然忽視，因此也就產生了所謂的認同危機。然而，認同危機事實上並不是在後現代才出現，任何人在面對歷史變遷、社會狀況改變與遭受生活變化時，都可能出現認同危機，只是後現代時期由於受到科技發展的影響，導致「時空壓縮」現象的產生，造成固定與在地認同備受質疑，或被全然忽視。

在開始說明後現代的認同問題以及其發生原因與空間的關連之前，我們需先對「後現代」、「空間」等幾個相關語詞作出定義。

 一、定義釐清：後現代、後現代的空間概念與空間研究

（一）後現代、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性

本論文所採用的「後現代」一詞牽涉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與「後現代狀況/文化」(postmodern condition/culture)幾個層次，因此以下將分別就這幾個層次進行解釋。

後現代主義既是一種知識概念，也是一種世界觀 (Jencks 1992:10)，這種觀念主張多元的思維方式，尊重差異，抗拒現代主義中單一視點的論述(大敘事) (Jencks 1992:11, 16)。由於後現代主義一方面注重「在地」政治，另方面又強調破除疆界的過程，因此在兩者的並存之間形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使得後現代主義經常帶有混種、曖昧 (ambiguity) 的雙重 (double-coded) 面貌 (Jencks 1992:11)。後現代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文化力量與它所具有的這種曖昧性與雙重性有關。另外，後現代主義總是只提出「啟程點」，卻對「最終的目的地」保持開放，這種「開放性」被視為是後現代主義的生機所在 (Jencks 1992:16)。

後現代主義除了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文化走向 (Jencks 1992:10)，這種走向從19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開始明顯出現。到了1970年代，伴隨著後工業資本與科技的影響，「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與「後現代文化」(postmodern culture) 的發展益加明顯。[i] 所以從1970年代到現今這段時期，也就被視為是「後現代時期」。但是事實上，在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中，都曾經有過類似於後現代主義特質的思維或藝術表現，只是這些思維或表現，當時並未發展為當時的文化主流。

後現代時期所產生的後現代狀況經常是正負相成的。例如通訊傳播(communication)管道與速度的增加所造成社會的資訊化發展，固然有著資訊普及、眾聲喧嘩等正面效應，但不可諱言的，這樣的發展同時也帶來廣告、資訊的氾濫等諸般問題；另外，休閒概念的興起，雖然促進了一些產業的發展，但也製造出像迪斯奈樂園這種擬像文化；還有全球化的經濟型態，雖然破除了疆界，促進了流動，但也帶來地方感的喪失與勞工的不安全感等問題 (Jencks 1992:13)。整體來說，後現代的確帶來了一些與過去相當不同的文化形貌，例如多元、異質、流動、開放、拼貼、諷擬、擬像…等文化特質，這些特質表現在生活、消費、藝術創作等社會文化層面。我們認為，這些去中心、非時序的「後現代」文化現象可以說也就是一種「空間化」表現，而這種「空間化」的表現直接質疑到傳統歷史大敘述所建構的單一穩定主體。也因此本論文將後現代認同問題，視為是「後現代空間」的認同問題，並主張可以從「後現代空間化文本」找尋處理後現代認同問題的可能方式。在進一步說明本論文議題之前，我們必需對本文所謂「後現代空間」與「後現代空間文本」概念略作解釋。

（二）後現代的空間概念與空間研究

由於本論文所將要討論的「歧路花園文本」涉及多重複合空間的概念，所以在此將先對這種後現代式的空間觀念略作解釋。後現代對「空間」一詞的概念是複合性的，基本上涵蓋了「物理空間」、「概念空間」、「社會空間」、「文本空間」，這四種空間概念，以及這些類型空間彼此對話與彼此影響下所產生的複合向度。

「物理空間」是「作為物理性存在」的實體空間；「概念空間」是「作為感知者的想像之產物而存在的感知客體」，是一種以概念形式存在的空間；[ii]至於「社會空間」則是一種具有社會維度的空間觀，是一個社會的文化、政治、經濟等現象的產物；而社會空間的構造、體驗與概念形成，又與個人的生活和社會關係互相影響。因此，我們所定義的「社會空間」包含了實際生活與社會所創造的「空間性」 (spatiality) 與「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前者強調空間所生產的社會關係，後者則強調社會關係所生產的空間。由於本論文所討論的議題涉及自我和他人、自我和社會、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事實上與空間相關，所以如果只有使用「物理空間」與「概念空間」，並無法處理這些社會層面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在「物理空間」與「概念空間」之外，同時運用這種由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所提出的「社會空間」概念。至於「文本空間」，是將文本視為一種空間的創造，「文本空間」也就是列斐伏爾所謂的「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Lefebvre 33-39）。本論文對「文本空間」的討論著重於文本如何將實體與社會空間文本化與象徵化，如何對這些空間進行「空間式的再現」，以及如何將文本敘事予以「空間化」，例如我們將討論文本如何處理敘事區塊與敘事區塊之間的空間關係，以及討論作者如何讓讀者在文本閱讀中透過文本所設計的空間體驗，接收到文本所提供導引並獲得路徑和詮釋的選擇可能…等。

本論文所要分析的兩個主要文本《陳寅恪與柳如是》與《加利菲亞》，其「文本空間」不論是在形式上或在內容上都是複合式的。這兩個文本除了呈現書寫媒體本身的物理空間外，也表現了「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所謂的「空間生產」也就是在上述各種不同類型空間的各種辯證組合中，所不斷生成變化的過程。列斐伏爾所提出的「空間生產」概念是這樣的：

社會空間的形式是短暫遇合的，是同時性的。聚合於此空間的是一切在空間中被自然或社會所生產的事物，這種聚合可能是合作的，也可能是衝突的。而所謂的「所有事物」是：生活、生物、事物、物體、工作、符號、象徵。(Lefebvre 101) 

在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概念下，「空間」的定義是：所有與這個空間相關的元素之間的對話。在這樣的定義下，「空間」是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文本空間以及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等不同類型空間的組合與對話中被生產出來的一個複合體。「空間實踐」指在一個空間中人們生產、使用、控制與改造這個空間的行動（Lefebvre 33）。由於這些組合成「空間」整體的不同類型的空間之間會相互影響，並且因為這些構成某個空間的元素本身不是固定的，元素之間的組合對話也是變動的，因此我們可以說「空間」是不斷在被重新生產，是一直處於流變中的。例如「咖啡館」是實體空間、社會空間與文本空間…等不同空間的組合。不同變動元素的組合與互動，都在不斷生產與重新定義這個咖啡館的「空間」整體。[iii] 空間的製造就是這樣產生的，而製造這個整體空間的不同類型空間彼此不斷產生新的辯證關係。由於本論文所研究的文本空間，以及我們在最後的結論想要討論的實體空間，都意在呈現這些不同空間彼此不斷互動的關係，因此列斐伏爾的這種「空間生產」概念，可作為本論文對空間採取複合式討論的理論基礎。

本論文所討論的「後現代空間」也是一個涵融多重空間的複合性概念。「後現代空間」基本上是指具有開放、去中心、多元、悖論、異質、擬像、流動、語意斷裂等特質的空間，而這些特質可以是分別或組合表現於實體空間、社會空間或文本空間。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後現代空間」並不是在後現代時期才出現，在過去的時代中也有後現代空間的產生，只是在後現代時期中「後現代空間」的出現最為明顯。後現代時期之前也有一些「後現代空間」的出現，例如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後現代建築語言》(The Post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 中就指出中國園林具有「後現代空間」的形貌 (Jencks 1977：124)。除了具有上述特質的空間可以被稱為「後現代空間」之外，「後現代空間」一詞也被用來作為幾種後現代時期特有空間的代稱，這些後現代時期特有的空間有：「擬像空間」(simulacrum)、「超空間」(hyperspace)、「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數位化空間 (digital space)、網路空間 (web space) …等。而在這幾種後現代空間類型中，經常呈現著多元、異質、擬像…等後現代特質。

二、後現代空間的認同問題

（一）失去意義、意義斷裂

「意符的斷裂」是後現代空間的一個主要認同問題。在資訊社會中，媒體與符號成為人們認知現實的重要媒介，控制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媒體因此也就掌握了塑造「真實」的力量。然而，媒體所塑造出來的「真實」卻經常是一種符號模組化與意識型態化的「真實」，也就是布西亞(Jean Baudrillard)所謂的「擬像」式的「超真實」 (hyperreality) (Baudrillard 1993[1983]: 342-375)。在後現代空間中，符號不斷被大量製造、複製和傳播，而媒體科技的發展，也使得符號的擬仿物得以更輕易地被一再以戲擬、拼貼、後設的方式複製與再符號化。在這些符號中，意符不但沒有固定連結某個意旨，甚或沒有連結任何意旨，符號變成是流動不定的，也失去了與意義的連結，這是所謂的「擬像空間」問題。

「擬像空間」一詞經常被用來代表前述資訊社會「媒體真實」現象造成意符斷裂、文化去脈絡化的問題。實體存在的「擬像空間」中，以迪斯奈樂園最具代表性。布希亞等學者以批判的視角指出美國迪斯尼樂園、橘郡 (Orange County)類型的社區都是一些建構出來的樂園，這些樂園使人忘卻其外的真實世界，所以可說是失卻實際認同的一種空間，也是一種沒有指涉物的符號空間，更是由不斷延展的擬象所組成的後現代空間 (Baudrillard 1988:171-172) (Soja 1996 :237-279)。另外，由好萊塢 (Hollywood) 所生產出來的「美夢成真」式電影，也被視為是一種虛幻的「擬像空間」。這三個具代表性的「擬像空間」或生產「擬像空間」的「實體空間」都位於大洛杉磯 (Los Angels) 地區，因而洛杉磯也就成為後現代全球化、擬象化城市的表徵，洛杉磯人的認同問題也被用來作為後現代認同問題的縮影。

在這些「擬像空間」中所發生的資訊內爆、意義鍊斷裂的現象，使得人們如同訊息接收器一般，出現認知上的問題，也失去主體性 (Baudrillard 1993[1983]: 342-375)。人們處於這種多元語言網絡的節點中，不斷地定義他/她所送出、接收和代表的各種訊息，也被這些訊息所定義著，這樣的主體與認同可說是不穩定的，霍爾把這種樣貌的主體性，稱為「後現代主體」(postmodern subject)。而在這種流動變易的後現代主體中，人們不再擁有固定的認同，認同也就成為一場「可移動的盛宴」(movable feast) (Hall 1992:277)。在這種擬像與流動的認同中，也就使身處其中者產生難以定位的問題。

「難以定位」是失去意義或意義斷裂的「後現代空間」所造成的一種與認同相關的主要問題。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指出在後現代全面商業化的文化邏輯下，主體與歷史、表面與實質、意旨與意符之間的連貫性，都呈現著斷裂的情形，因此也就會產生自我指涉與外在脈絡不連貫的「超空間」（hyperspace）。「超空間」一詞也就因此經常則被用來指稱因後工業社會、多國資本主義和資訊科技所造成的同質、破碎的分裂空間 (Jameson 1991)。在這種「超空間」中，個人無法組織環境，也無法標示出「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ping）以瞭解自己與世界的相對位置(Jameson 1984:83)，因而有了認同問題的產生。

（二）失去歷史與感情

歷史的失落、情感的失落是後現代認同問題的另一種表現，而這種失落的產生原因在於後現代對大敘事的解構下，對傳統歷史的質疑。歷史與認同相關的原因在於自我認同乃得自於個人在一段時間內持續感覺到的「我」，而「我是誰」又跟個人認知下自己的過去相關，所以認同可說是一種感覺上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就是歷史，也因此透過歷史的建構可以建構出認同。由於傳統歷史觀能夠給予人們穩定的認同感，一旦傳統歷史的連續性、統一性受到質疑，甚或被認為只是一種假象，那麼就會因而導致歷史的失落。而在歷史失落的狀況下，認同也就無由著根。

歷史的失落與情感的失落也與後現代的「擬像空間」與「超空間」現象相關。如同詹明信所指出的，後現代「擬像」文化中的意義鍊斷裂現象，使得後現代所擁有的是主體是扁平化以及缺乏心理、歷史、詮釋、存在和意義深度的。而這種扁平的主體，導致了歷史的失落與情感的失落（Jameson 1-54）。這也就是說，在後現代社會中，由於人們所經驗到的經常是脫離脈絡、孤離、脫節、不連續的意符，而這樣的意符卻難以被貫穿為有意義的句子，人們的歷史感也就會失去深度而表面化，文化也就因而失去原有的脈絡與根源，歷史感的缺無也就成為後現代認同問題的一個根源 (Jameson 25-31 )。以空間概念來看，這也可說是一種個人無法在歷史中產生定位的「超空間」。

這種歷史的扁平化與碎裂化使得後現代充滿了拼貼的文本，例如在MTV 這種後現代空間中，由於電子複製的技術發展，在快速剪接、快速複製的狀況下，歷史在文本中被大量的拼貼組合，變成一種雜燴。因此在MTV中總是充滿了快速轉換的碎裂影像，影像與影像之間並沒有時間性的貫穿，也沒有投射。即使其中有敘事的存在，在資訊的快速流竄中，接收者也難以接收到其中的訊息與敘事。這樣的後現代空間是缺乏脈絡，沒有歷史感的，人們只能從中獲得「閃爍的連結」（flickering connectivity）[iv]，卻難以從中建構出認同。

（三）全球流動、地方感喪失

後現代空間的另一個認同問題是「地方感」與「文化主體性」的喪失。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時空壓縮」狀況對後現代時期的影響。如同哈維 (David Harvey)所分析的，在後現代時期，時空壓縮狀況對人們產生的影響在於貨品流通與消費的快速化，例如時尚、產品、技術的替換週期快速，還有廠商製造與所售物品不相干的影像的廣告以挑起人們購買新產品慾望的策略。在品味與觀點被操控的狀況下，人們為了追逐時尚或科技，總是輕易拋棄所有物，在作計畫時也經常都是在炒短線，缺乏長遠的識見 (Harvey 285- 286)，這些都是時空壓縮影響所下產生的狀況。在這種不斷快速轉換的空間中，人們不再有完整的敘述，自然也就難以從中建構出意義與認同。 

另外，在全球化、商品化的社會中，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不同世界的商品與主體在同一時空的匯集，商品也失去了與生產的社會與文化關連的脈絡 (Harvey 300)。由於這種商品化、全球化的現象正跨越文化、瀰漫全球，各地也就出現文化混合的現象，並進一步造成人們的地方感喪失。人們難以從中標示出自己的所在，各地則失去文化主體性，這些都是後現代認同危機的狀況，而這種問題同樣可用「超空間」概念來瞭解。

另外，這樣的認同問題也可以用「流動空間」的概念來觀察。「流動空間」一詞常被用來凸顯在全球化、資訊化社會中因許多空間、建築與生活環境的一致化的現象，以及因而導致地方感喪失的問題 (Castells 425-478)。卡司特 (Manuel Castells) 與哈維一樣關注時空壓縮下社會狀況，他以機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穿梭各經濟區域的菁英為例，提出全球化下「流動空間」以及「無認同城市」 (generic city) 的問題(Castells 425-478)，指出在「流動空間」以及「無認同城市」狀況下地方失去自我的風貌，人們則在地方感的流失中，失去自我認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後現代的認同問題與後現代空間有很大的關聯。正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認為的：「這個時代的焦慮與空間有著根本的關係」(Foucault 1967:22)，以及詹明信所認為的：「空間是後現代文化特徵中的構成要素，在後現代空間中有著個人難以擁有主體位置的問題」 (Jameson 1984:84-88)。但是，詹明信也說：「空間課題(spatial issue)是構成後現代政治的根本組織要務」(Jameson 1984:89)，因此，我們要在後現代語境下建構認同，或許可以採取相應的「空間」策略。從後現代論述中提供的認同建構可能，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許多由「空間」所提供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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