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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衣仙
May, 2007
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資格考
後現代歷史觀
試題：後現代歷史觀和傳統歷史觀的主要不同在哪裡？請列舉兩位後現代歷史理論家來支持你的論點．這些論點和你所處理的作品是否有相關、相悖或對話之處？請以一個作品為例。
一､後現代歷史觀和傳統歷史觀的主要不同在哪裡？
後現代歷史觀與後現代主義思想的發展有關，要了解後現代歷史觀與傳統歷史觀的主要差異，首先要略為說明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及其在歷史學科的實踐。後現代主義起於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文化的批判，在七十年代，這一思潮開始被統稱為「後現代主義」，影響力開始漸漸觸及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在這股風潮之下，許多自文藝復興以來，被奉為信條的思想、概念開始被強烈質疑 (古偉瀛 1)。後現代主義在各領域的蔓延中，歷史學界受到影響最晚，要到1990年代中期西方歷史學家才注意到這個挑戰。而後現代主義在歷史學所挑戰的是西方現代歷史編撰學(histography)的理論和實踐(古偉瀛 2)。要了解這種傳統歷史觀必須先說明「現代」這個觀念。
1.1傳統歷史觀﹕
「現代」一詞，是文藝復興時代佩脫拉克(Petrarch)最早用來劃分西方歷史的一個詞語。用此一詞標示文藝復興這個新時代的開展，以便與古代、中世紀來作出區分，這種將歷史一分為三的作法，顯現了當時的歷史觀念(古偉瀛4-5)。這種對歷史的「三段論」認識，為之後的西方史學家所繼承、改造與發揚，成為西方史學的主要理論前提之一(古偉瀛5)。到了十八世紀科學革命的發展開啟人文方面的啟蒙運動，使當時的歷史觀雖然仍遵循三段論的歷史分期，但卻也發展出充滿了自信、光榮的「現代」歷史觀，在這種觀點下，「現代」成為過去各個時代進步累積的結果(古偉瀛 5-6)，並且視歷史的演變為一個有始有終的過程，該過程本身具有深刻意義，且呈現內在的一致性，所以每個時代的歷史演化在總體上，都為歷史的「進步」作出貢獻(古偉瀛6)。因此傳統歷史觀認為人類歷史的變化有一個形上的意義，這種形上意義就是後現代主義學者李歐塔(Francois Lyotard)所批判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古偉瀛6)。西方的歷史哲學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用啟蒙時期所揭示的普遍理性，認為他們也能像科學家一樣，找出普遍的原則，用以解釋歷史的進化 (古偉瀛6-7)。
這種歷史的普遍性，是建立在同一的時間觀之上，歷史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證明在一個時間觀念的框架內，世界各地的歷史如何進化演變，並分出先後高下，進而歸結比較出西方的優越。從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西方歷史編撰學著述的重點就在於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歷史上的意義(古偉瀛7)，但是卻是以西方的歷史經驗為準繩，將本來僅具有局部意義的歷史觀察，在普遍理性與科學主義的概念下，披以客觀的外衣，尋求大敘述，以涵括世界所有的歷史於其下(古偉瀛9)。這種傳統的歷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被稱為「歷史主義」(Historism)，代表了複雜而特殊的一組意義。也就是代表了傳統歷史觀中，以奉行假設客觀且價值中立的歷史方法，並認為歷史是決定性的過程，不容許人類能動性，且認定過去的傳統勝過當前(Brooker 270)。
1.2 後現代歷史觀
二十世紀上半世界歷史演變主流，是以模仿西方為宗旨的「現代化」運動，但同時西方對這種「現代歷史觀」卻也開始反省，例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謂的「上帝之死」，本意就是指出對歷史不斷進步所抱有的信心並不實在(古偉瀛9)。之後的史賓格勒(Osward Spengler) 提出多元歷史觀，顯出「大敘述」的漏洞(古偉瀛10)。還有湯恩比(Arnold Toynbee)也開始以新的角度反思「現代」的問題，並首次使用的「後現代」一詞，以辯證的眼光來看全球的西方化走向，認為這使西方人認識到自身文化的侷限性，這一自我認識，是「後現代」的一種標誌(古偉瀛10-11)。後現代歷史觀的發展與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有很大的關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 (“Thesi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70[1940]) 中，就提出歷史主義的雙重錯誤﹕首先，歷史主義接受過去唯既定的，不受當前所中介;第二，歷史主義採取了演化論的進步觀。他認為這是鼓勵將歷史事件只是依先後關係排列為達於當前的序列。班雅民試著用唯物論的歷史觀爆破歷史主義闡述下歷史的連續性，連結過去和當前為「星系」(Brooker 187)，開啟了後現代空間化歷史觀的局面。
李歐塔在1979年《後現代知識狀況》中提出了許多促成後現代歷史觀的理論。他認為傳統話語下的「歷史」是「現代性」的重要表現之一，也就是說這種歷史觀是現代性的產物。傳統歷史總是將歷史材料依一定的目的、一定的論述整理出材料的線性因果關係，不符合此一論述的歷史材料可能被排除或以之做為論述的邊界。
美國學界於1980年代興起「新歷史主義」運動，主要理論是依循傅柯「考古學」的方法，拒絕傳統的連續、進步和潛在歷史統一性的歷史主義觀念，批判早期影響甚鉅的非歷史批判範型，同時脫離以連續性和統一主體為基礎的歷史(Brooker 271)。相反的，新歷史主義試圖伴隨或對照通常遭到忽略的當時檔案或想像文本(Brooker 271)。因此新歷史主義還鬆動了典律(canon)文學與其他較不受重視或價值不同的文本之間過去被認定的區別。因為這個面向，新歷史主義引導我們關注社會和歷史意義的創造中，各種生產過程與各種論述的角色，指出去中心的歷史，朝向文化多樣性開放 (Brooker 271)。
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的〈馬克思主義與歷史主義〉(“Marxism and Historism”, 1988b) 論點立足於「生產方式」，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加在分析既定生產方式時，提出的歷史知識認定當前是由過去和為來所組成；前者存在於殘跡之中，後者存在於期待從當前生產方式轉化而來的未來。這個模型同時兼具共時性與歷史性 (Brooker 188)。「懷舊模式」(nostalgia mode)是其中一種，他指出後現代文化戲仿過去，在文化風格的層次予以再現，表現真實歷史只能透過自己對該歷史的流行影像和擬像來呈現(Brooker 273-274)，歷史感以經消逝。哈瓊(Linda Hutcheon)回應詹明信的論題，主張後現代文本以一種自我察覺的、諷擬且批判的方式來再現過去，揭露其乃是敘事的建構，而非自明的「歷史」，亦非未經中介的「真相」(Brooker 274)，並以「歷史後設小說」(historical metafiction)統稱這類文本，她認為這類文本乃是指引我們知曉歷史和主體性的敘事建構(Brooker 284)。
後現代主義文化從建築及藝術開始形成，其本質就是非歷史的，例如在建築上，無視於歷史和時間的順序，將許多沒有聯繫的事物與現象隨意湊合在一起(古偉瀛12)，人們從不同圖像的組合獲得印象，而不再是通過邏輯或歷史的論證來理解事物。
從以上後現代歷史觀的發展，可以瞭解後現代歷史觀與傳統歷史觀的差異主要在於後現代歷史觀傾向將歷史等同文學，如同後現代主義，質疑傳統歷史的「大敘述」，認為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文飾、掩蓋或扭曲的虛構性，且背後往往隱含著某些意識形態，因此後現代歷史質疑此類歷史的單一性﹐強調多元小敘述和由語言建構的歷史，並且以「空間化的歷史觀」做為策略，以打破傳統歷史觀中的時序觀念，也同時能藉由空間提供的無順序平權場域並置各種小敘事，個人可以經由「當下」的接合，在這種空間場域中組構出自己的歷史敘事，他人也可以藉由空間層次的析解，呈現出歷史論述中的權力結構與認同政治。
二､請列舉兩位後現代歷史理論家來支持你的論點．
雖然，目前學界討論到「後現代歷史」或「新歷史主義」時，都必然要談到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但是因為他的思想主軸來自傅柯相關學說，而筆者認為傅柯學說在某些方面似乎源自班雅明，因此要說明後現代歷史觀中最重要的「空間化歷史」面向，以班雅明與傅柯的學說為例，是最為適切的。
2.1 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要說明班雅明在後現代歷史觀的先趨角色，需回到歷史主義的批判。現代主義的歷史觀在二十世紀初開始遭受到質疑，且被歸為「歷史主義」來批判。例如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以「歷史主義」這個語詞代表了傳統歷史觀中這種奉行假設客觀且價值中立的歷史方法，並且批評歷史主義這種認為歷史是決定性的過程，不容許人類能動性 (agency)，且認定「過去的傳統勝過當前」(Brooker 270)，這些都是需要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思想家班雅明就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 (“Thesi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70[1940]) 中提出了歷史主義的雙重錯誤。他認為歷史主義的第一個錯誤是﹕歷史主義將過去視為既定的事實，不受當前所中介 ; 第二個錯誤是﹕歷史主義採取了演化論的進步觀。班雅民認為這些都是將歷史事件只是依先後關係排列為達於當前的序列，也就是以線性的敘事或連續體式的累加方法，集合大量資料、填入均質、空洞的時間裡，且「自滿於在歷史的各個時刻之間建立因果關連 (Benjamin 1970[1940]: 263.265 轉引自Brooker 223)」。針對這些「歷史主義」被批判的面向，班雅民試著用唯物論的歷史觀(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爆破」這種歷史主義闡述下歷史的連續性 (Brooker 187)。
班雅民爆破歷史主義的方法是用「當下」(Jetztzeit) 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核心概念的實踐作為引信。「當下」的意思是「此刻的現呈」(the presence of the now)、此刻時間 (The time of the now)、現在時間。以「當下」為基點，可以對比出歷史主義與歷史唯物論差異。歷史唯物論觀點下的歷史是「此刻的現呈所填滿的時間」，也就是「當下」(Benjamin 1970[1940]: 273 轉引自Brooker 223)，為了實現這樣的歷史，必須「爆開歷史的連續體」，捕捉時間和思想，以便在立即、結晶化的此刻，製造出過去和「當下」的形貌 (Brooker 223)。
接下來我們必須說明班雅明的影響，才能指出他在「後現代歷史觀」發展的重要性。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雷蒙．威廉斯（Ramon Williams）在1972年左右引用這些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主導「Cultural Materialism」（文化唯物論）概念的發展。[i]而美國學界於1980年代同步興起「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sm) 運動，此一運動主要理論是依循傅柯「考古學」的方法，拒絕傳統的連續、進步和潛在歷史統一性的歷史主義觀念，對早期影響甚鉅的延續性歷史觀展開批判，以脫離連續性和統一主體為基礎的歷史觀(Brooker 271)。新歷史主義試圖並列或對照通常遭到忽略的當時檔案或想像文本(Brooker 271)，因此鬆動了典律 (canon) 文學與其他較不受重視或價值不同的文本之間過去被認定的區別。因為這個面向，新歷史主義引導我們關注社會和歷史意義的創造中，各種生產過程與各種論述的角色，指出去中心的歷史，朝向文化多樣性開放(Brooker 271)。
歐洲與美國在1970、1980年代同步出現的這兩股新歷史觀點對抗的都是「現代性」時期在理性的引導下，而產生的「預先決定歷史序列，因空間而塑造時間、控制時間、控制節奏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到這股對抗潮流的出現，在時間點上與資訊時代全球化所形成的流動空間現象似乎不無關係。歷史因為流動空間而得以逃脫由空間所限定的社會與文化束縛，形成了柯司特所謂「無時間之時間」(timeless time)，產生「根據空間的動態，而以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邏輯來結構時間性」的運作方式 (Castells 1996:516)。這種運作方式與「後現代地理學」理論，以及後現代時期特有的數位超文本的「地誌式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 結合，形成了「空間化的歷史場」。
19世紀歷史主義是「現代性」的表現，是以時間為序列主軸以及大敘事貫穿起來的歷史向度。1970年代後興起的新歷史觀，與索雅所提出的後現代地理學結合為「空間化的歷史觀」。索雅認為在一切以時間貫串的歷史敘事下，無法用「地圖」的觀點來看事件與經驗。所謂「地圖」觀點的歷史，是由「同時性的關係以及由空間結合出來的意義」 (Soja 1)，也就是歷史的空間化。索雅認為後現代時期在思想上與經驗上所產生的「空間化」(spatialization) 現象 (Soja 10)，促成了空間化的歷史觀的產生。他認為空間可以消除了邏輯上的必然推論(consequences)，以地圖的空間觀點可以解構並重構原來的刻板歷史敘事 (historical narrative)，並打破被時間所拘禁的語言，將序列性流動散灑開來，消解時序，改以空間闡釋學進行觀察 (Soja 2)，形成「空間化的歷史」，此與班雅明的論述有很大關係。
班雅民以「當下」來代表了歷史(對過去的掌握)是每個人在某個時刻腦中以閃現的記憶，是一種閃現後隨即消逝的影像，這樣的影像宛如星點。在「爆破」歷史主義的歷史連續體後，灑佈下滿天星點。星點與星點之間以並置的方式灑佈於空間中，整體形成「空間化的歷史」、「散佈式的歷史」。也就是說後現代空間中的歷史敘事是以空間並置時間，將歷史敘事的空間化。每個剎那的時間化為空間中的一個點，並置散佈，沒有核心、沒有軸線，是無限個剎那的空間並置，有著星點與星點間的平權。這樣的歷史場，「碎片」是每個當下形成的「歷史」的形式，「並置」是呈現碎片的方式。 之後傅柯在「異質地誌學」引文開頭所強調的「同時性」、「空間化」、散佈的星點，又是沿用了與班雅民類似的同樣的概念與隱喻來呈現其歷史觀。傅柯以關鍵的「散佈」概念並置不同的歷史和文化形式的多樣狀態，並以此析解出權力在其中的運作。
2.2 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著作中後現代歷史觀的軌跡與特色
2.2.1傅柯早期著作與後現代歷史思想﹕
在《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一書中，傅柯提出從「瘋狂」一詞定義的轉變，可以看出每個社會或文化的各個層面都有駕馭其成員思維、行動的規範的看法。傅柯將這些規範所形成的結構為論述 (discourse, 話語)，這些話語組合起來，就成為綿密的網絡，使該社會的所有活動都受到這個網絡的約束(王德威19)。這些論述多受制於該時代對其所處外在世界的特定認知模式，在該認知模式所衍生的知識整體，傅柯稱之為「知識型」(epistémé) (王德威19)。
因此傅柯推論﹕人類文明中，對於何者合法﹐何者正常的界定，是經由「論述」決定的。所以我們通常信以為真的一切事物定義，都是經過語言扭曲後的幻象，因為語言不是透明的，並不能完整呈現事物的真理。 因此人類知識文明中，對知識本體(ontology)所進行的探求都是水中撈月(王德威15-16)。這樣的看法，開啟了對傳統歷史書寫能否再現真實的質疑，並且發現其中的權力操控，因為在訊息傳遞的過程中，其實可能暗含權力的施加與承受(王德威20)。
傅柯也認為每一時期的「知識型」都是相互獨立，不相從屬的，個知識領域都有不同的思維認知模式。所以傳統歷史學主張在各個時代，各個社會間找出起承轉合的連續性，是自欺欺人的(王德威20)。
1966年傅柯的另一著作《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提出世界既非一片混沌，也非秩序井然，所有事物散居其內，有其自身的存在(appear to be) 的看法(王德威20)，事物本無類別與秩序，一切意義為人為所附加(王德威23)，從這裡可以清楚看出傅柯如何以「空間化的歷史觀」批判兩種歷史觀，一個十九世紀之前的「視世界唯一由各個獨立事物有秩序的羅列」，另一是十九世紀學者所強調的「所有事物之間都有內在相互作用的關係，只有這些關係有效運作，世界才有秩序。因此導致當時對「時間」觀念的強調 ，也因此強調歷時性的歷史」的看法(王德威25-26)。
在這裡傅柯也指出論述有其斷續性(discontinuity)的看法，也就是說每一論述有其自己的界限與範圍，往往互相競爭排斥，因此，論述本身不斷分化演進，生生不息(王德威34)。如果想從一個論述追其求真理或真知是不可能(王德威33) ，論述有其特殊性，是人類干擾事物本來面目時，所同時出現的意義系統(王德威34)，這也就是傅柯歷史觀中「當下性」的提出。
2.2.2傅柯中期著作與後現代歷史思想
傅柯1969年出版的《知識的考掘》(L'Archéologie du savoir ) 一書提出對歷史概念轉位的觀察，他觀察到科學史、文學史等理念史範疇將注意力由時代、世紀等一統觀念，轉移到斷裂或不連貫現象上。例如康居漢(G. Canguilhem)的分析中所強調的﹕對一種科學作歷史性描述時，必須仰賴「目前」的它的知識的看法，隨著科學發現的轉變，不斷與已成立的描述決裂 (Foucault 1969:71)。受到這樣的啟發，傅柯明顯提出反對單一、有中心主體的歷史，以及反抗傳統歷史架構中以時間為主軸，將散亂的史實資料歸納排比，建立事件或時代的意義的做法(Foucault 1969:71-73)。他建議注意不連貫的歷史現象(Foucault 1969:72- 73)，呈現紛亂的歷史面貌，各種事件、體系相互排擠、重疊、衝突或並列的分離本相，但進一步企圖探討其間糾纏的關係(王德威41)。
另外，傅柯也視文獻(document)為各種「聲明」(statement) 組合成的論述形構，他認為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學，已變成力圖自文獻資料找出一統、整體、系列、關係，這使得文獻變成文物(Foucault 1969:73-75)，他建議應該將各式文獻視為各式「聲明」(statement)，以觀察其論述形構。
「聲明」的特色是，不能孤立運作，永遠是在其他種「聲明」或句子、命題的關係網絡中才能呈現其意義(王德威45-46)。一個句子或命題要成為「聲明」，需仰賴一個相關資訊(associated field)所構成的空間來予以限定(王德威46)。聲明的主體(subject)並非特定人物，而是一個「位置」(place)，這樣的一個主體位置，可由不同的發話者在個別的時空背景下填充(王德威47)，這樣的說法，也是在空間化的語境下的話語。
另外，聲明需有物質性的存在，聲明總是藉著實體媒介提醒我們它的存在，實體媒介是構成聲明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王德威47)，這與列斐伏爾的空間觀相合。至於對傳統歷史論述的權力操控的批判，亦顯現於傅柯提出的「聲明可以被經手使用者來操縱、轉換、改變、融合、重複或銷毀」的看法。
一個論述中可以包括無數的聲明，但在實際運作時，出現的聲明數目卻很有限(王德威48)。聲明不斷處於相互消長、重疊、競存的過程中，我們接觸的聲明都是由此過程，暫時過濾出來的結果，也將再回歸到此一過程(王德威48)。這種由聲明形成論述的過程，就是班雅民以「當下」決定連結哪些星點，形成哪些星座的過程。
聲明之間具有「累積性」(accumulation)，個別的「歷史先驗」所產生的聲明系統，匯集成更大的體系，傅柯稱此體系為「檔案」(archive)，「檔案」是使聲明形成與轉變的根本體系，傅柯用檔案的空間意象來指涉龐大的論述體系之間的運作關係(王德威49)。
2.2.3傅柯後期著作與後現代歷史思想 – 異質地誌學理論
傅柯在1984年所發表(原出於他1976年的演講)的異質空間理論〈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放棄傳統中以時序縱貫為基準的方法﹐轉而專注於以空間橫斷面為基準的探討（王德威 36），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他認為當今的時代應該是空間的紀元，與19世紀的時間取向相反。19世紀迷戀歷史、發展、危機、循環、過去等，而我們卻處於一個同時性(simultaneity)和並置性(juxtaposition)的時代。在這樣的空間基底下，人們所經歷與所感覺的世界較可能是點與點之間的相互連結，團簇與團簇間相互纏繞的網絡。他說﹕
如同我們所知道的，19世紀以各種方式沉緬於歷史﹕以不同主題的發展與中止、危機與循環，以永遠在積累狀態的主題，以逝者和對世界可能的威脅為主要考量。…而當今的時代或許應該是空間的紀元。我們身處在「同時性」的時代中(epoch of simultaneity)﹕處在一個並置(juxtaposition)的年代，近與遠、肩並肩、以及星羅散佈(dispersed)的年代。我確信，我們處在這麼一刻﹕我們對世界的體驗是，在時間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漫長生命經驗，比不上由連繫各個不同點與交叉間，並與其自身的錯綜團束(skein)連結在一起所形成的網絡(network)的經驗。 (Foucault 1976:22)
傅柯這種空間化的歷史觀明確描述了一種散佈式、多元式歷史敘述的場域。在這個基礎上，索雅才得見「後現代歷史主義與後現代批判人文地理學」的浮現(Soja 1989:19)。
2.2.4 傅柯的「後現代歷史觀」的其他特色﹕
a. 質疑傳統史學的一統論
傅柯的相關學說打破以往基於意識進步、理性目的論或人類思想演進理論，對傳統史學中的聚合或高潮等論點提出質疑，懷疑建立統一性的可能。這些質疑導致各不同系列的獨立化，這些系列或並立、或相隨、或重合，或交接，但無一可縮減為線性架構 (Foucault 1969: 76)。
b.「不連貫」的觀念在新史學中扮演主要角色，是歷史分析的要素。
傅柯指出「不連貫」為史家形成一精緻的運作機能﹕歷史的基本素材以分散零亂的型態呈現，不同的史家在這個機能下，將各種史料、文獻去分可能的分析層次，以及最適合他們的斷代分期法。史家將永不停歇地在此「不連貫」場域中，進行分門別類工作。「不連貫」是研究歷史的目標，也是賴以運用的工具 (Foucault 1969: 77)。
c. 尋求一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的可能性與主題開始消失(Foucault 1969: 79)，取而代之的是不僅研究單一系列，更要注意「各系列所形成的系列」，各系列中可規劃什麼樣的「目錄表」? 整體歷史的描述是將所有歷史現象集中於一個中心，而不連貫式場域的歷史，傅柯稱之為通史(general history)，則是相反地運用空間中分散(dispersion)的觀念(Foucault 1969: 79)。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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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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