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是一個日趨多元的社會，加拿大則由於其幅員廣大及移民的歷史而向來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但是，地域、種族文化多元的事實並不等於多元文化的理想。理想的多元文化應尊重各個文化差異，而且避免種族歧視。具有多元文化的加國並不倖免於種族歧視。1971年加國政府設定的「多元文化法案」即是由文化多元的事實邁向「多元文化」理想的一步：此法案不但接受加國為多元文化社會，而且容許各個族裔「保存、增進、分享其文化傳統」。在實踐上，加國政府鼓勵雙語教育，製作多語教材，設立「多元文化部」，以及努力確保工作機會平等。這意謂著加國實踐了「多元文化」的理想嗎？並不盡然。不但實際與理想之間有距離，就連「多元文化」本身的含義也是因人而異的。在理論上，有人贊揚「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也有人批評它為神話，實際上將少數族裔「陋巷區隔」（ghettoized），摒於主流之外。有人以加國社會為「鑲嵌玻璃」而自豪，就有人批評這塊「鑲嵌玻璃」其實是「垂直／有階層之分」的（vertical mosaic）。而在實際上，一方面政府有各種就業平等的計劃；另一方面，仍有人指出：「可見的少數民族」（visible minority）犯罪的曝光率高，而得獎或陞遷的機率卻很低。  

這些對多元文化的爭議對加國電影有何影響？首先，我們要先將「多元文化」由國家層次轉為個人層次。身處「多元文化」的個人在文化認同上、性別取向上、價值觀上有較多重選擇，也必須面對或接受較多的他人差異。在國家層面，多元的事實與理想有出入。而對個人而言，「多元」可以代表開放、活潑、豐富的人生，也可能是生活沒有重心或充滿衝突。此次影展選片所呈現的，就是個人在種族、性別、家庭關係上的多重選擇。 

在種族文化認同上，少數族裔必須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以及主流文化之間作抉擇或取得平衡點。《心靈生存者》和《雙喜》兩片呈現文化差異所隱含的不平等或衝突，以及主角所作的不同抉擇。《心靈生存者》的主角泰隆介於兩個文化定位的極端之間：放高利貸的老板認為只有錢才能買到白人的地位，而雷鬼歌手表哥則與非洲文化認同。如果前者過於現實，後者則欠債累累，不切實際；二者之間的衝突促使泰隆自尋出路。《雙喜》的主角阿玉－－一個剛出道的演員－－同樣介於主流文化（電影業）與族裔文化（家庭）之間。而且兩者所加在她身上的「角色」都限制於傳統的華裔形象：前者只派給她華裔的角色，後者則要求她孝順、嫁好人家、從事賺錢的行業。本片一開始喜劇式的呈現阿玉扮演各種角色，但與泰隆一樣，她仍得爭脫限制，自尋出路。選擇的多元意謂前途的茫茫，但阿玉對擔憂的母親說：「可能我就是喜歡不知道啊！」 

在多元文化中，差異可能帶來衝突，而最切「身」的衝突則表現在《星星的性別》中變性的父親和女兒之間。《星》片中父女情深，但無奈的是，女兒無法接受父親已經變性，而父親卻不再願意被叫「爸爸」。片尾父女各自作了性別取向的抉擇，但二者的關係呢？已離去的父親藉著信對女兒說：「不要忘了我。」女兒有否回應？我們則不得而知。 

身為多元文化社會的產物，本影展選片呈現了社會的差異、衝突、與不定性。而在這些差異、衝突與不定中，人與人的溝通是困難的，也是必要的。《尋找世紀末的天堂》呈現的即是一群蒙特婁青少年（所謂的「X世代」）在一個沒有疆界、沒有方向的多元社會尋找溝通的可能性。片中溝通是困難的：太太對先生哭訴，卻不要他慰藉；心理病患在對醫生自白數月而不得其回應之後，終於向他丟一盆花，叫道：「我要的是多一點互動啊！」 

差異雖是必然，溝通雖是困難，但差異造成的溝通可能是更深入、開放的了解。《尋找》一片最終提供了人與人互相扶持的可能性，而《藍天之外》則鋪陳一段互相扶持的經過。在這個加勒比海荒島的落難故事中，我們看到了人類差異的極端表現－－聰慧少女以及智障青年。少女一開始懷疑害怕那個「白癡」，但漸漸地卻由互相依賴而產生情愫。一方面，本片呈現兩人平等真摯的感情：聰慧少女和智障青年雖然智商有高低，卻各有擅長，而且同樣率真。但另一方面，本片也承認個體畢竟是孤單的，溝通也是困難的：在孤島上，少女在日記中不斷對母親傾訴，卻不得回應，而她與智障兒之間善意的關懷也可能造成誤解或甚至不幸的意外。 

在主題上，90年代的加國電影不在建構多元文化的神話，而是藉著探討「差異」所帶來的問題而刺激思考、給予希望。而在電影藝術層次上，我們發現本影展的選片不但形式上多元，而且其開放式的結尾拒絕提供單一解答，因此留給觀眾思考的空間。現在，讓我們轉身看看身處的台灣。比起大陸，台灣人對不同文化的接納性的確較大（外國人在大陸是「稀有動物」）。和加拿大一樣，台灣也有被殖民歷史，也有統獨之爭，也受美國文化強勢侵略。而台灣要如何吸收轉化或抵制殖民文化？如何定義自己的文化？如何處理自己的多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