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象菁

April 28, 2010

誰的場所精神?

加州柏克萊大學建築系的教授Marc Treib在〈景觀一定要有意義嗎？〉(“Must Landscape Mean?”)[i]一文中定義了「場所精神」 (Genius Loci) 的幾項特質，包括了應突顯其地方性格、不應過度壓抑、大地和氣候不影響其展現、當地居民的需求（包含心理上的）應該優先考量、並且符合所謂的時代精神，因此當代的藝術元素於此可以被挪用、拼貼甚至解構於景觀設計之中。本文以Treib的場所精神作為基本論述，試圖與維吉尼亞大學景觀設計系教授Elizabeth Meyer所著〈The Expanded Field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ii]中的女性觀點進行對話。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檢視場所精神的演變。這個名詞源自古羅馬，古羅馬人相信人對於所存在的空間，會因為生活在其中而感知場所的真實性，此一真實性由個人與環境特性、本質、氣氛以及與他人長期的互動而產生。人們從最初對物件的辨認到對場所的認同，從體認和場所之間的關係到產生存在的意義，進而發展出場所精神。[iii]

　　在場所精神發展的結果中，認同與歸屬感為其重要的特質。如果再追本溯源，在場所精神混沌未明之時，在未具體化成為景觀建築之前，是什麼樣的光景？那宛如處女的土地，可以嗅聞到四季的氣味，撫觸黎明的露水，聽見花朵綻放的聲音，這些現象在詩人、畫家的筆下成為象徵化的再現。而景觀建築設計師則用不同的方式再現這些概念，甚至與詩人與畫家之間相互對話，結合經驗與意象轉化成具體的景觀，或者與數學、科學結合，發展出理性的建築系統。如此進而產生空間的概念，其中暗示構成場所的兩個重要元素－氛圍與三維向度的具體結構，當幾何學的運用將曲線變成直線或格子，其實也隱含某種宇宙秩序，揭示了任何的收、延都由邊界所界定，邊界不是嘎然而止的疆域，而是可以就此衍生收停或延展。因此邊界的建構在場所精神中是為必然，一方面是從對自然的仿擬－象徵化－再現的演變而成形，繼而成為隔離自然與人的抽象界線；另一方面則是在邊界的具體呈現上，例如壁壘、護城河、綠籬的建構，顯示若非如此，無法形構空間，氛圍與場所精神亦將無法成形。

　　檢視以上看似「理所當然」的論述，事實上是一連串由「人」所建構出來的歷史積累。我們太過習以為常地將人填充進入景觀建築語言的地景裡面，藉由邊界的建構排除的他者以確立中心存在，以及毫無疑問地接受從中生產的場所精神。因此，我們必須要釐清的是：我們所認同的場所精神是由誰來界定的？其背後的時代精神由誰來決定？場所現象是由誰「發現」？場所精神又由誰定義？邊界又是由誰所建構？當景觀被具象化呈現在我們眼前時，他排除了什麼？若由基進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討論這些問題，很可能會陷入二元對立的詭辯之中，因此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切入場所精神的各個層面時，先要超越二元對立的立場，並之視為暫時並可以進行解構的觀點。

　　從Meyer的論文裡我們可以看到她所主張挖掘的歷史縱深與厚度，歷史不只是浮出枱面的膚淺表層，而是藉以增加地景深度的面向。而深度來自於場所本身？亦或設計師所賦予？這是個兩難的問題。Meyer強調，深度來自跨越文化與宗教領域，重視偶然性、獨特性與地域差異，理解普遍性的存在但不失之簡化，進而了解景觀並不是安靜的建築陪襯，景觀有自己的位置與話語，並不附屬於建築，甚至在建築之前尚有場域、土地以及言說的存在。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語言學、文化學、景觀建築甚至神話系統的類比：作為人工語言的建築語言，其形式與本質的相對關係，就如同作為表達的符徵與表意的符旨。

　　Meyer還談到女性氣質，她認為包圍現代建築的植物，讓自然變成了灰色的背景，暗示著被觀看而不能說話的女性，另一方面更突顯了另一些被定義的女性氣質，例如任性、瘋狂、無秩序、敏感與激情的特徵。這一切就如同是英國城市規劃師 Ebenezer Howard (1850-1928)「花園城」(Garden City)概念的延伸，將未開發的處女地重新建造出一個新興社區，有護城河做為邊界守護出入口，有廣場、公園、街道空間、退縮的綠地、人行步道，空間的界定壁壘分明，所謂的美國傳統溫暖、相互照顧的價值觀在這裡重現，一切看來十分美好。那麼真實存在此社區裡的女性處境為何？待在家裡，作為盡職母親，其它部分的殘缺則是為了成就母性的完美；從家中窗戶看出去的樹木草花被營造成單一景觀，失去其原本自然的本質，其被矯正過的井然有序正巧對照了被扭曲的單一女性特質。簡單來說，現代的新興社區將原本顯露在外的自然翻轉成在內的設計，讓自然不再自然，而是郊區自然的人造複製品。

　　我們不難看出所謂的「人造」的景觀建築，一個由歐氏幾何學演變而來的建築語言，在對稱幾何學所展現出來的宇宙規則和對稱性，即使是不規則的展演，也有分形幾何學的理論支撐，可以發揮其中的不規則和混沌性，以呈現出相似卻截然不同的結構，而數學的協調性、邏輯、理性、統一與規律簡潔，而這些特質當然在景觀建築裡是必要的語言，從二元對立的觀點來看，這些特點與男性之間的關係對比女性特質，所謂的「人造」呼之欲出，男性特質與男造景觀建築之間更加緊密地鍵結。

　　那麼，所謂的男造景觀存在何處？當我們檢視我們的生活空間時，例如新竹東城門、台北南京西路圓環美食館及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三者都以透明維幕玻璃作為主體設計，其透露了什麼樣的意識型態？透過玻璃本身透明可見內與外的特質，以及在簡單俐落的線條裡，人在玻璃裡外都顯而易見，原本是無關性別。但是，卻在各種新聞媒體、網路裡看到了女性在玻璃內外的各種形象，成為被凝視與批判的異焦點。於此，女性在玻璃維幕消失了身為人的主體性，成為被觀看的物件，所失去的不僅是隱私，也再再地堅定了女性被男性建構出的道德標準排除在外的他者。因此，我們終至明白公共場所是被劃歸為男性，不論在場所結構的抽象或現實的邊界，女性都是被排除在場所之外的，一旦女性進入了，道德之尺立馬以待。

　　再由氣質論來看二元對立理論裡所延伸出來的場所精神，其所排除的女性氣質衍生物，包括了土地（大地之母）及自然界的意象。而我們所要質疑的是女性氣質是與生俱來的嗎？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86)曾說過：「女性絕非天生的，是被塑造而成」，亦說明了所謂的女性氣質是後天的，女性氣質是由一套緊密的理性系統所建構，要維持的就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理性世界，更衍生出男性／公領域v.s.女性／私領域的理論。

　　因此，Meyer並不否認所謂的場所精神是男性的，我們必須面對並解構景觀歷史中由男性虛構的部分，試著從所謂的邊緣出發，以女性氣質作為策略，建立女性在場所中的主體性，一如Meyer文中所提到的Griselda Pollock以及Linda Nochlin，她們以女性氣質解構過去由男性所主導的歷史（HISTORY），將此歷史視為一個開放的場域，自由地在其中移動游移，從而跨越邊界與疆域，與男性彼此共存，重新建構其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出發的藝術史及景觀建築理論，恢復女性生產者的角色，而非斷然地排斥男性，從後現代的角度來看，從普遍性之中釐清地域、種族、階級之間的差異性，多元文化是不可忽略的領域，當我們不斷地往下發現以往被掩埋的歷史時，要小心落入簡化的陷阱之中，也必須承認兩者的主體性，重建女／男之間的關係，同樣地檢視場所精神裡的意識型態，超越並重新建構場所精神。

　　回應了最初的問題「誰的場所精神？」後，或許我們才可以討論，不再是誰的，而是場所精神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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