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美里

2008年4月

自傳的真偽之辯：自傳與後現代理論

大綱

前言

自傳研究的歷史

自傳與後現代理論

結語

 前言

   「自傳」(autobiography)作為一個長久存在的文類，從定義到內容，一言以蔽之，是「自我(auto)生平的(bio)書寫(graphy)」，在二十世紀中葉因西方思想界「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帶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對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天翻地覆的革命之時，自傳理論和自傳文學也發生了典範的轉移，由原本著重於「生平」(bio)，將自傳歸於歷史範疇，以個人提供歷史經驗和見證為主，強調經驗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轉移到關注在「自我」(auto)的探求，因為受到精神分析理論的衝擊，自傳裡的「自我」不再是啟蒙時代理性的、自足自主的(autonomous)，而變得複雜、可疑，包括不為己知的潛意識自我、與男性有著差異的女性自我、被論述所建構被權力所穿透的自我、分裂繁殖的多元後現代自我……自我的變貌讓自傳裡的真實性變得層次繁複、難以捉摸；此外，索緒爾(Sausurre)的結構語言學以降，影響所及，語言不再被視為透明的中介，自傳的「書寫」(graphy)再也不是對一個封閉的生平的回顧和記錄，尤其在解構論者看來，主體成了文本的產物，只能透過書寫而存在，所謂自傳的真實性──訴諸作者親身經驗的真實──徹底遭到顛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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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研究的歷史

    在對自傳論述的思想轉折簡要概述後，讓我們回到自傳研究的歷史，就淵源已久、至今仍具高度理論意涵的「真偽之辯」，快速地爬梳一下它的脈絡。早期將自傳當成傳記的分支，重視的是它對見證歷史的貢獻，真實性是自傳的價值所繫，為人深信不疑，一部自傳作品如果內容造假不實，將遭到撻伐、令人不齒，這時期對自傳真偽的關注是考據學方面的；以西方脈絡來說，具有理論意涵的、關於自傳的真偽之辯，始終與自傳理論的發展長相左右[2]，一九六O、七O年代時的論辯主要環繞在自傳的敘事手法、結構方式、人物表現，與虛構的小說有無不同，一方認為從寫作的動機、手法、主題、人物來看，兩者實難區分[3]；另一方則認為就算自傳和小說互相使用彼此的技巧，但根本有別，這派學者強調自傳作者的寫作意圖，並訴諸讀者的經驗和對此一文類的閱讀期待，其中勒熱納( Lejeune, 1971) 提出「自傳契約」一說作為界定自傳的標的，作者須聲明、簽定契約，方能保證自傳的真實性，和讀者直接交流 (14-16)，在勒熱納的定義下，假借「由本人所寫」實則不然的「偽自傳」，和胡編亂造或謊話連篇的「假自傳」，是魚目混珠的贗品(17-18)；而孟德爾(Barrett J. Mandel，1980) 也相信真實可以達到，但取徑與勒熱納不同，認為是人內在核心裡自明的「存在」(being)讓自傳通向真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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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與後現代理論

    但真正徹底打碎自傳這塊「真實」基石的，是後現代思潮的主體理論以及幾位解構大師的論著。且不論理論家指出後現代情境所具備的特質──主體碎裂、扁平、沒有核心和歷史深度(如詹明信)，擬象充斥、真實與虛構界線模糊(布希亞)…等──對自傳主體論述的廣泛影響，直接對自傳理論造成巨大衝擊的是保羅•德•曼(Paul de Mann) )有關自傳的理論著述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的文本實踐。德•曼(1979)在〈自傳作為一種毀容〉(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一文中顛覆自傳這一文類，認為自傳「不是一種體裁，不是一種樣式，而是閱讀或理解的比喻，它在某種程度上見諸於所有的文本。」他接著指出任何文本都具有自傳性，也就是「虛構性」，因為「虛構和自傳的區分…是無法判定的。」對於自傳主體的建構性，德•曼有一段精采的論述：

我們真的那麼確定自傳仰賴指涉，就像照片仰賴其主體或(寫實)

圖畫仰賴其模型嗎？我們假定生平產生自傳，就像行為產生結果一樣

，但同樣的道理，難道我們不能說，自傳計劃本身也可以產生並決定

生平，而且作者做些什麼，其實都受制於其自畫像的技巧要求，因此

各方面是被其媒介之策略所決定的？[5]   

換言之，不是主體決定內容和作品，而是自傳計劃、是文本建構了生平建構了主體。而羅蘭巴特在宣稱「作者之死」之後，持續身體力行其零度寫作、片斷式書寫的主張，並以《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這本(非)自傳，實踐了解構理論，這個看似自傳的非自傳，幾乎顛覆了傳統自傳的所有成規，文本中主體分散、生平不完整、意義不足、記憶零碎片斷，巴特開宗明義在卷頭語宣稱「這一切必須被當作某位小說人物所說的話」。在解構主義者眼中，主體只是文本的產物，由語言所構成，是建構、乃至是虛構的，自傳主體亦復如此。至此，自傳的真偽問題已無關乎內容(願不願意真實)、無關乎技巧(能不能做到真實)，而是到達本體論(根本沒有真實)的層面。

    無論是否完全同意解構理論家的顛覆策略，後現代論述的關注點，包括：建構論──質疑(歷史)寫實再現、主體自主，認為兩者都是社會和語言文字建構出來的；顛覆真理、反本質主義──反對絕對普遍的真理，支持小敘述和在地政治；去中心──打破中心權威，跨越既有的學科、國家、文類等的疆界[6]，在在激活了自傳文學和自傳理論的思考，而後現代自傳文本也往往具有非線性敘事、文類混血/寫、後設書寫、多重主體、多聲混唱…等特色，其中對真偽的混雜、挪用、跨界更是其中很突出的寫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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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賴克福特(Charles Rycroft)指出，撰寫自傳不是現在的「我」(present I )記錄過去的「我」(past me)生命中諸多事件的過程，而是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之間辯證的過程[7]，自傳作者必須以其現在對自己的觀感選擇他的記憶；而他的記憶也不僅是過去事件的錄影記錄而已，還包含作者與其主體仍可喚回的舊日情感，以及許多逼使他難以回憶(有時是拒絕或規避)的經驗。

後現代主義不宣稱唯一的真理，後現代自傳打破真偽界線，透過文本多重的跨越，在層層疊疊的書寫中，去除中心、為弱勢者增能，並且說出(書寫)不可能。後現代（假）自傳如《三生三世》、《何日君再來》讓自傳遠遠超越了為歷史背書的功能，而變成眾聲喧嘩的後現代計劃，即使解構，卻依舊不失感人，更重要的是，它一點也不虛無，在喚起記憶的同時，更是具有使命的政治實踐。

參考書目

Ashley, Kathleen, et al., eds. Autob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Amherst(1994)：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de Man, Paul. "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 MLN 94 (1979): 919:30.

Lejeune, Philippe.On Autobiography. Foreword by Paul John Eaki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中譯本，菲力浦•勒熱納，《自傳契約》，楊國政譯。北京：三聯，2001。

Mandel, Barrett J.“Full of Life Now，in Olney ed. (1980)，pp.49-72.

Olney, James,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0.

李有成。《在理論的年代》。台北(2006)：允晨出版。

羅蘭•巴特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鏡相自述》。台北：桂冠出版，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