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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 以捷克流亡作家的身分在法國出版了代表作《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 ( Nesnesitelna lehkost byti i) ，旋即備受囑目、廣受好評 。感受到這部文壇鉅作長紅於世界各國的魅力， 1988年美籍導演菲利普•庫夫曼 (Philip Kaufman, 1936-) 將之翻拍成電影 《布拉格的春天》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深知於將昆德拉風格鮮明語言具體影像化的高度困難，考夫曼盡可能在不破壞原著結構的前提下，將文本賦予新生命，創造了電影的《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卻同時可預想的，完片後備受爭議、評論分歧。然而，對於庫夫曼的電影成就終究是褒過於貶，《布拉格的春天》不斷的被提名、以及獲獎，確實是得到了他應有肯定。《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並非米蘭昆德拉的第一部翻拍小說，他的處女作《玩笑》 (?ert, 1967) 在捷克拍成電影，卻因為濃厚的政治諷喻，昆德拉成了共產黨的黑名單人物，文學與電影都在 1968 年蘇聯佔領捷克時被查禁。對於自己的作品翻拍為電影這件事，米蘭昆德拉並沒有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在文本從文字到影像轉換之際，本質意義的流失是必然的發生的，往往呈現出來的，只剩下敘事性的綴飾。
然而在庫夫曼拍攝《布拉格的春天》的過程，昆德拉卻是擔任了積極參與的顧問角色，這對於導演在詮釋上與創作上，有著莫大的幫助。昆德拉的音樂與美學背景，始終是他文學作品中的指標，在《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中，他讓托瑪斯 (Tomas) 引用了貝多芬最後四重奏的最後一個樂章「非得如此不可 ! 」 (Es muss sein) ；讓薩賓娜紅色顏料變成「錯誤的美」造就了她自己第一幅成功畫作；讓特麗莎 (Teresa) 的數字六幻化成一股讓她從不安中解脫的幸福美感。這些強烈鮮明的基調 (motif) ，在文字圖像化的同時，是絕對必須被完整保留的，而昆德拉的參與電影製作，讓這些元素在庫夫曼的鏡頭下保有了真實原味。其中，昆德拉還為電影做了一首詩：
LIKE A BABY BIRD, 就像隻幼鳥
LIKE A BROOM… 像一隻掃帚
AMONG BROOMS IN A BROOM CLOSET, 在掃帚間的掃帚堆裡
LIKE A TINY PARROT,, 就像隻小鸚鵡
LIKE A WHISTLE,, 像一聲口哨
LIKE A LITTLE SONG,, 像一首短歌
A SONG SUNG BY A FOREST, WITHIN A FOREST,, 一首森林裡的森林吟唱的歌
THOUSAND YEARS AGO…. 千年以前
這首詩就是托瑪斯安撫噩夢連連的特麗莎入眠時，在她耳邊呢喃的字句。在角色方面，為了達到口音的一致性，庫夫曼大量的採用東歐演員，在這之中，昆德拉也參與了選角的過程，推薦了一些演員。如果說庫夫曼與昆德拉真的有意見分歧的地方，大概唯一就是爭論卡列寧應該是哪一種品種的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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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敘事結構複雜，其中穿插了四位主角的各自觀點，分別以篇章為主要段落，從托瑪斯角度切入的「輕與重」、特麗莎的「靈與肉」、薩賓娜的「誤解的詞」、以及弗蘭芡的「偉大的進軍」；人物互相穿插交疊之際，又鑲嵌於政治背景、歷史脈絡之中。將這層次複雜錯綜的文本詮釋為電影，庫夫曼採用了單一的線性敘事 (Linear narrative ) ，將事件依序排開，先後有別一件接一件的呈現，在電影劇情的表現上，確實是克服了文本的跳躍篇章；然而，卻相對的必須刻意遺漏了許多獨立於敘事之外、卻包容於角色之中的情結。在電影中，特麗莎與托瑪斯初相遇，座在噴水池旁黃色長椅上的對話那一幕，特麗 莎在描述自己每天都習慣在同一張長椅上看書，但今天來的稍晚了源因母親，她僅僅淡淡的吐出了三個字「 but… , my mother … 」。原劇本裡， 編劇 Jean-Claude Carriere 保留了特麗莎與母親的情結 (plot) ，在拍攝的當天， 庫夫曼臨時決定刪去這個部份，以維持故事本身的完整向心性；同時他相信，字句的表達 (literary expression) 並非絕對，演員在詮釋情境、揣摩演技時，是可以超越具體語彙的描述，並不需要依賴每一字、每一句。在線性敘事的前提下，庫夫曼也刻意的避開了小說中的諸多寓意夢境，用兩種方法取而代之，其一是類似上述的依賴演員詮釋，特麗莎夢見自己被釘在牆上目睹托瑪斯與薩賓娜做愛的畫面並沒有被影像具體化 (visualize ) ，但是卻透過特麗莎夢魘後驚恐不已的表情、語氣來堆疊重現夢中的原景氛圍；其二則是將夢 幻化 (hallucinating ) ，穿著泳裝在池畔暖身 伸展的女人與受托瑪斯控制的赤裸女們，交錯浮現在特麗莎的眼裡，是幻影；也是她的惡夢。
對於將米蘭昆德拉高複雜度的小說 《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拍攝成電影， 編劇 Jean-Claude Carriere 當初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表示“Yes, I think the film is possible ！ ”。小說本身結構是糾結在一起的「重複述說」 (twisted retelling story) ，不斷的透過不同角度面的切入，為基本的單一敘事骨幹做添加， Carriere 明白在必須考量到影片長度之際，與其在電影中表現出小說裡層次交疊的效果，不如堅守“tell the story”的基本原則，而完整的保留了主軸故事，不將之以零散破碎狀呈現。顯而易見的， Carriere 保留最完整的部份是愛情， 《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在他反覆閱讀下，被詮釋為愛情故事，拍攝成電影的《布拉格的春天》中歷史政治層面，比較於小說原著來說，就相對弱了許多。不過確實，拍攝成電影的文學，卻是又是屬於另一個人的另一個新生命，是可以具有自己的獨立性。編劇與導演可以在貼近原著的同時，保有一定自由的詮釋方法，誠如 Carriere 所指出的，他們是在拍電影；並非在完成「一本有圖像的書」 (a book with illustrations) ，言下之意便堅定了文學電影的立場：「觀點是必須的」。 Carriere 說「電影是活的，要有能量、有動作；還要有自己的一套語言系統。」 而庫夫曼在電影 《布拉格的春天》中，注入了相當份量幽默感 (sense of humor) ，展現了自己的導演風格。除了幽默的給自己一個路人的鏡頭，在弗蘭芡與托瑪斯在薩賓娜門前錯身時走過的那對夫婦，就是導演賢伉儷，這股幽默感特別表現於性愛場景裡。在特麗莎第一次到托瑪斯的住處，他們擁抱、親吻等肢體動作充滿了喜感。這樣的風格呈現源自於導演與編劇對於捷克人的印象，在他們的身上，庫夫曼感受到強烈幽默感的同時，又發覺「性」之於捷克人是種拒絕政治壓迫干擾的「情色反抗」 (erotic resistance) ，性 是很個人、很私我的，就如同大笑 (laughter) 一般， 都是表現自我的事情。性愛場景同裸露場景－特別是出現在昆德拉小說中歐陸式的普遍性愛，每每是諸多美式傳統電影中禁忌，而對於庫夫曼，「性」 (並非單純的肢體裸露) 在《布拉格的春天》裡則是展現了同電影情節發展的節奏感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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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人物始終是小說的中心靈魂，米蘭昆德拉常常以作者全能的身份發聲，為小說本身帶來故事以外的哲學辯思，同時也創造了獨特的風格；而在庫夫曼的電影裡，原先的創造者已經失去了絕對操控的能力無法再為角色表態說話，演員之於庫夫曼以愛情為中心的電影這時扮演了舉足輕重的關鍵，演員的演出承載了作者與導演都無法透過文字或影像傳達的重要訊息。深知於小說人物的關鍵性，庫夫曼在拍攝托瑪斯與特麗莎時喜歡採用一景多拍 (one scene with many takes) 一氣喝成的鏡頭，讓演員連慣性的成為鏡頭的中心焦點；同時庫夫曼也大量採用了特寫鏡頭 (close up) ，讓每一個眼神流轉、每一根神經抽動、每一垂眉低目瞬間都絲毫不漏的被攝影機捕捉下來，演員的精湛演技一覽無遺。
《布拉格的春天》中有著極端對比性、卻又同時處於基調相通狀態的兩位女人－特麗莎與薩賓娜分別由來自法國茱麗葉畢諾許 (Juliette Binoche, 1964-) 與瑞典蓮娜歐琳 (Lena Olin, 1955-) 飾演，兩人在影片中的表現一致獲得高度肯定，更奠定了她們各自在影壇的地位、並由此展開了爾後如日中天的演藝事業。在《布拉格的春天》裡，茱麗葉畢諾許詮釋特麗莎這個角色令人驚艷的亮眼表現，讓當時方為 24 歲的她瞬間贏得了全球的注目與喝采，早年的茱麗葉畢諾許從聞名歐陸的演藝學校 CNSAD ( 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erieur d'Art Dramatique de Paris , in English, National Conservatory of Dramatic Art of Paris ) 畢業後參與了獨立製片，爾後與庫夫曼合作， 忠誠的真實演出特麗莎一角，情感豐沛的她有著絕對懾人的螢幕張力，後製的過程往往以她所釋放出來的情緒溫度為指標來做調色，頓時讓整部片以她的一顰一笑為中心。另外，蓮娜歐琳是庫夫曼一眼相中的薩賓娜最佳人選，出身於柏格曼家族 (Bergman family) 的瑞典劇場演員，蓮娜歐琳與其父親母親都出現在英格柏格曼 (Ingmar Bergman, 1918-) 的電影裡，庫夫曼相當中意她特屬於北歐氣質的憂鬱，在打造薩賓娜形象時，庫夫曼企圖把薩賓娜一角與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 連結在一起，讓薩賓娜把美國籍攝影家門雷 (Man Ray, 1890-1976) 的作品介紹給特麗莎；又安排了布拉格超現實畫家 Irena Dedicova 為電影量身設計了一幅符合薩賓娜的畫。茱麗葉畢諾許與蓮娜歐琳都是庫夫曼精心挑選塑造出來的演員，而特麗莎與薩賓娜這兩角確實因為他們情感靈魂毫無保留的投注而變得有血有肉，深刻的感動觀眾；更重要的，她們二人令人屏息的驚嘆演出更彌補了電影難以完整呈現小說人物哲學抽象層面描寫的遺憾。
一個是情婦、一個是妻子，她們共同的聯結是托瑪斯這個性與愛不等同的男人，卻又由托瑪斯這個交會點反向延伸至天秤的兩個極端，一端輕一端重，靈與肉的鮮明對比呈現在薩賓娜與特麗莎的身上。特麗莎的生命所承受的是來自肉體宿命般的重量，這個重量的源頭是她的母親，「打從童年開始，裸體對特麗莎來說，就是集中營強制統一的標記，是恥辱的標記。」 (72, 皇冠 2004 版 ) 在愛情裡，她必需背負的不單是自己身軀重量，還有托瑪斯以及托瑪斯眾多情婦的重量，每每讓她不能承受近乎崩潰；相對於特麗莎，薩賓娜的身體始終輕盈，她毫無負擔的從一個城市飛向另一個城市，飄洋過海，離波希米亞越來越遠，因為故鄉對她來說越來越沉重，「一直到薩賓娜的生命結束之前，這位悲傷的書信狂來自農村的信件不曾斷過。其中有很多根本不曾拆封，因為薩賓娜越來越不想理她出身的那個國家的事了。」 (314) 她痛恨媚俗 (Kitsh) 、不斷背叛的旅程卻是一種難以負荷的輕 (lightness ) ，就如同薩賓娜父親與祖父從遙遠年代遺留下來的圓頂禮帽，是她與托瑪斯性愛遊戲的紀念品；更是她背叛父親終點、極度渴望卻得不到的原諒。薩賓娜的悲劇是旅程終點的空無，她總是走上宿命般背叛的逃離路程，拒絕承載生命媚俗本質的重量，化成她生命終難以承受的輕。 在電影裡，庫夫曼對於特麗莎與薩賓娜二人的琢磨多在於她們與托瑪斯之間的愛情，特別是透過性、身體的接觸來表現；對於她們生命刻劃的力道就相對的銳減許多，薩賓娜生命象徵的圓頂禮帽在電影裡的描繪，似乎過於輕描淡寫，忽略了小說中輕重本質的主題。 然而，所幸，蓮娜歐琳的表現可圈可點，似乎也某個程度上補足了主題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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